在金田起义前夜，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民生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自康熙年间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广西百余年间未再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一时期，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据统计，顺治年间广西全省的人均耕地约为14亩，乾隆后期锐减至1.5亩左右，到咸丰元年（1851年）已不及1.2亩，低于同期全国1.78亩的人均耕地数。[2]在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的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官府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高利贷与典当业的盛行，导致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3]以桂平县为例，到道光后期，境内田地大多为富室所有；普通农户生活凄苦，“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4]。广西原本山多地少，且耕作粗放，水利落后，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素称“地瘠民贫”，而土地问题的激化则使民生问题更加严峻。

同时，由于长期过度垦殖，广西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山区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加重，不少山田旋垦旋荒；在平原地带向河滩争地则导致河道淤塞，引发水灾。这使得广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在道光朝，广西境内灾害频仍，几乎连年不断，使民生问题雪上加霜。例如，道光初年，宜北县“旱魃为虐，两年不雨，五谷无收，米贵如珍，人民饿殍，死相枕藉”[5]；道光十四年（1834年）起，宾州在五年内迭遭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哀鸿遍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融县“时疫流行，死人颇多”[6]。广西灾害频仍、灾情严重，与官府不关心民瘼、不体恤民情有着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灾也是人祸。

除民生问题外，广西还存在着棘手的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广西原是百粤（越）杂处之地，秦代始有汉人迁入，而以清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各民族共同为开发广西做出了贡献，但彼此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隔阂和冲突。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广西流官统治的州县达到55个，但仍保留了26个土州、4个土县以及3个秩如下州的长官司。两种体制并存，从侧面反映了民族间存在的壁垒，客观上有碍政令畅通。至于一些偏远地区，官府基本上鞭长莫及，瑶族聚居的大瑶山便是其一。山中瑶民概不剃发，既不列于编户，也不供役纳赋，归头人统治。至于在山外耕作的瑶民，则受到歧视和欺压。官方文献常将“民瑶”并称，流露出视瑶民为“化外之民”的心态。在多民族杂居的背景下，民族关系一旦处理不慎，便有可能引发族群冲突或民变，造成社会动**，如乾隆年间柳州府境内壮、瑶为争夺土地而仇杀，嘉庆年间西隆州苗民抗官起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贺县瑶民起事。

“来土之争”则更为白热化，争斗双方不完全按照族群来划分，而是按照是否土著或入籍早晚来划分。“来人”主要泛指清初自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迁徙入桂的客家人；“土人”指壮、瑶等土著民族，也包括那些入籍已久反客为主的汉民。善于精耕细作、通晓经商的客家人入桂后，或垦荒或经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山不住客”“无东不成市，有烟必有东”的格局，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逐渐挤压了土著人的生存空间；有些客民还通过经营典当业和高利贷重利盘剥，设法侵吞土著的田产店屋，甚至从事贩卖民女的勾当。随着客家移民越来越多，分布区域越来越广，尤其是随着某些地方“客主强弱互易”[7]局面的出现，土客之间常为争夺耕地等发生冲突。毗连广东的西江流域是广西自然条件最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土客之间的摩擦也最为激烈。广西土著民风剽悍；而客家人无论迁至何地、迁移多久，均不改乡音，固守原先的生活习俗，其“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愍不畏死”[8]。于是，双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各分营垒，动辄为睚眦之怨械斗，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震**。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田州属之八角山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9]。土客械斗因而成为广西境内一大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并非广西所独有，但如此尖锐地交织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

与治理难度大形成反差的是，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存在着先天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

广西县一级建制少，辖境广。大体上说，广西一个县的面积相当于他省数县的面积。从全省范围讲，县的建制少，官员也就相对较少；但县的辖境过大，必然对偏远地区鞭长莫及，客观上加大了治理难度。在官员少的同时，由于外省人不太情愿到所谓的“瘴乡”当官，广西还存在着官员队伍不稳定的问题。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新任广西巡抚邹鸣鹤在细询乡绅后上奏说，广西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10]。

广西兵力单薄，且编制混杂。除土司系统的近1.4万土兵外，仅有绿营兵2.2万人，主要驻扎在省会桂林和广西提督驻地柳州，以及左江、右江等重镇；州县一级驻军通常仅几百人，且分散在各个汛地。相比之下，广东设有广州将军，仅八旗官兵就达5000余人，绿营则分设陆路提督、水师提督。湖南也拥有常备兵4.26万。

广西是南方最贫瘠的省份之一，财政入不敷出。据载，在道光末期，“粤西额征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本省绿营兵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既属不敷；其关料杂税不及十万余两，支给文武员弁廉俸及祭祀、书役、工食等项，亦多短缺。常年征收足额，尚须外拨接济”[11]。事实上，由于外省协济银通常不能及时、足额到位，部分州县连正常开支都难以维持，“州县不能赡给者，十常三四”[12]。

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属体制上的先天性缺陷，说到底是由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清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广西的开发力度以及与邻省的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这种发展与外省特别是广东移民的涌入有很大关系，其内在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这种被动式发展使广西贫困闭塞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同时还衍生出土客纷争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剧等新的社会问题。而官府疲玩泄沓，残民以逞，贪墨成风，则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民不堪命，必然会铤而走险。以贵县为例，“清道光间，吏治日偷，闾阎疲弊。知县杨曾惠恬嬉贪黩，又复久于其任。自是盗匪如毛，会党纷起”[13]。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初七日，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桂湘两省的官风民情奏报说：“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14]

广西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而官员贪墨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使广西官府的统治基础更加薄弱。当面对境内小规模**或民变时，官府尚能控制住局面；一旦出现民变蜂起的局面，便顿时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导致局面失控。广西事态的演变正验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