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三年（1808）在江苏山阳（今淮安）县发生的冒赈命案，是清朝的一桩大案子，介绍的文字很多，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还将这个案子写进他的著作里，作为清朝中后叶社会状况分析的一个麻雀。即便如此，这个案子，还是有可以说的地方。

案子很简单。嘉庆十三年，淮扬大水，嘉庆皇帝派下去四十万两银子赈灾。但从反应上来的种种蛛丝马迹看，效果似乎不佳。皇帝命两江总督派人下去勘察，于是，一个在江苏候补的官员李毓昌被选中，走马上任。李毓昌是个新科进士，不知官场深浅，也未染官场恶习。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山阳，一查人口黄册，二下乡核对，玩命真干，查出浮开受灾户无数。很明显，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假列赈户，冒领赈银，玩了一票借救灾贪污自肥的好戏。其实，这样的戏，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一点新意也无。因为任何一个王朝，到了中后期，人口都是一笔糊涂账。清朝自康熙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增加得很快，又不征人头税，这个账就尤其糊涂。上头拨下来银子，按灾民的人头救济，但操办的人，必定是地方官。在一笔糊涂账面前，能捞钱不捞，哪里有这样的傻子。所以但凡这样的赈灾款发放，地方官没有不冒领的。自然，具体冒领的地方官，也得打点上司。上司心照不宣，大家发财。即使皇帝知道底下有猫腻，派人勘察，查证的人，也多半知趣，分润一点好处，回去报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交差了事。

哪知道这个李毓昌，是个官场上的棒槌，完全不懂规矩。开始的时候，山阳知县王伸汉还沉得住气，表现得十分配合，还拨了一个衙内的听差供李毓昌使用。心想，无论查证的人声势如何，最终都会按规矩，跟他来讨价还价，最终看他知道多少，分他一些好处，也就成交。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李毓昌来交易。没奈何，只好自己上门。在得知李毓昌已经掌握所有情况之后，王伸汉提出将赃款对半分，李毓昌不肯，坚持把查到的实情原样上报。可悲的是，不谙世情险恶的李毓昌，把人家弊案查出了，也和盘托出，却不做任何防范。所以，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李毓昌在喝了王伸汉的饯行酒之后，突然暴毙馆舍。淮安知府王毂来查验，明知有鬼，却稀里糊涂结案，以李毓昌自缢上报。这个结论，一层层报上去，居然都接受了。

但是，这样糊涂结案，李毓昌的家人不干。毕竟是山东出进士的人家，再差，也有几个能人。李毓昌恰好有个能干而且明白的叔叔，他听闻侄子死了，前来收尸，发现衣服上有血迹，再一打听，打听出一些蛛丝马迹。在当地告状不受理，于是直接进京，赴都察院告御状。都察院据实上奏，嘉庆皇帝原本就对此事有点怀疑，闻奏后马上下令山东巡抚复查，开棺验尸。尽管李毓昌的尸体已经腐烂，中毒之迹象依然清晰——下毒之人灌的砒霜实在太多了。案情大白于天下，指使之人当然是王伸汉，但下手的则是李毓昌的三个随从。这种随从，学名叫长随，都属于有师承的职业官员跟班。谁当官，都有人给他推荐，跟着当官做跟班，捞该捞的好处。也就是说，他们本不是李毓昌从家里带来的。这些人跟着李毓昌勘察赈灾，好处就是分润一点当地官员的赃款，可是这个李毓昌木头脑袋，不识时务，害得他们白忙活一场。接受王伸汉收买，害死李毓昌，正中他们的下怀。李毓昌之死，还不是被饭菜里下毒，而是生灌的。两人按住，其中一个叫李祥的，亲手把砒霜掐着脖子给李毓昌给灌进去。这样的害人，跟强盗拿刀子杀没什么两样。

案子问清楚之后，不消说，皇帝龙颜大怒。最令皇帝生气的，是自家的龙恩，因为这些个官员，居然没有被百姓体尝到。案子的处理非常严厉，属于严打一类。山阳知县王伸汉斩立决，枭首示众。淮安知府王毂绞立决，江苏巡抚革职，负有直接责任的两江总督铁保不仅革职，而且被发配乌鲁木齐。那三个参与谋杀的长随，全部凌迟处死，明显是按照大清律仆人谋杀主人之律来定的罪（实际上他们并非李毓昌的仆人，不过是临时搭伙），这种罪过，是以下犯上的十恶大罪。连王伸汉派给李毓昌的那个仆人，也吃挂捞被判了斩刑。其中亲手灌药的李祥，被押到李毓昌坟前，在凌迟之前先用夹板夹碎浑身骨头，死后把心挖出来，祭奠李毓昌。严打没有表彰好人好事一项，但是此案有——李毓昌则得到了死后极大的殊荣，自己被追封为知府，继子被赐举人，得以下次一体会试。告御状的叔叔，没有多少文化，被赐为武举人。嘉庆还写了一首三十韵的五言排律表彰李毓昌，刻在李的墓前。直到今天，这首长诗的拓片尚在。

不过，即使皇帝施加这样的残忍的酷刑，罕见地将一个贪渎的知县枭首示众，凌迟了三个长随，但是仍然不足以以儆效尤，阻吓来者。后来的官府赈灾，依旧一塌糊涂。在当时，做过地方官的大学者赵翼，就看出名堂。在他看来，之所以出这样的大案，关键是历来办赈之法，就有问题。即使可以察弊于事后，但终未能绝弊于事前。就算每次放赈，前有委员监督，后有委员复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隐，或分肥，终属有名无实。”嘉庆褒奖李毓昌的诗里也说，“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赵翼提出的解决之道很简单，就是两个，一是变免费发放为低价卖米，有账目在，作弊的机会就小。二，如果实在要免费放赈，则公开化。所谓的公开化，就是凡是灾区，令地方地保开列受灾户名单，然后官府核实，将名单贴在数十处人口密集处，使人人得以见之。若有不实，奖励举报。事后再抽查一次，发现不实，严肃处理。

从来王朝政府赈灾，多有弊端，比不上乡绅办赈。下情不明，基本资料缺损，是个大问题。即使办事者有心办好，可能都办不好。也给那些成心不想办好，趁机捞一把的人，提供了机遇。但是，一般来说，放赈，都脱不了官府包办的套路，因为官府包办，是官场办事的惯例，但是包办，就有弊端。即使有人看着，有人复查，也弊端如故。大不了大家一起分钱，多分几份。如果政治不透明，缺乏民众的监督，即使几权分立，互相制约也没有用。很快大伙就能想明白，与其互相监督，互相掐架，不如伙起来一起分赃。在王朝的末期，统治机器锈蚀，官员习惯性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成风之时，这种弊端就更加严重。几乎凡事沾官皆弊，什么事都办不好。前面的官贪污，派去监督的人也照样贪污，再派出监督监督者的人，也还是一样贪污。像这样类似慈善，赈灾派钱的事，就更成了经办者捞钱的机会——自然，惹出的民愤也就更大。赵翼开出的药方，其实很合病理，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公开化。市场化等于让民间来办，而公开化则意味着打破官场的黑箱，使整个赈灾过程暴露在阳光下，让民间来监督。这样的话，再黑的官场，再龌龊的潜规则，想要办黑事，成本就提高了许多，至少，可以把赈灾的效果改善一点。

可惜的是，赵翼的方案，似乎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嘉庆皇帝也好，后来的皇帝也罢，都还是喜欢嘉庆的办法。嘉庆的办法，无非是胡萝卜加大棒，一边厢重罚，杀人示众，一边厢重奖，奖励奉公守法者，号召官员学习死了的李毓昌。骨子里还是企图唤醒官员的道德心，让他们本着天良，奉公守法，靠道德自律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办法漫说在王朝末期，就是初期都未必有效。树立起的榜样，该学的人，都死了，有哪个傻子要学死人呢？可是，多少代下来，统治者最喜欢的，还是嘉庆的办法。结果，中国式的赈灾，慈善救济，一直就是葫芦僧乱断葫芦案，精明人办糊涂事，一笔又一笔的糊涂账。苦了灾民，肥了所有该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