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的未来（节选）（艾柯）

三种记忆

我们有三种记忆。第一种是生理上的，此种记忆由血肉形成，并归我们大脑支配。第二种是矿物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已知有两种矿物形式的记忆：数千年前，有以陶板和石碑为载体的记忆，在埃及尤为著名，人们在其上刻下文字。第二种形式则是今日电脑的电子记忆，它以硅为基础。我们还知道另一种记忆，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纸莎草纸，在埃及也同样著名，而后便是以纸制成的书。当然，史上最早的犊皮抄本也源自动物的身体，第一张纸也是由兽皮而非木材制成，但我们尽可以不去管它。我这样讲是为了简化植物形式的记忆与书籍的关系。

此地[1]过去始终致力于书籍的存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植物记忆的圣殿。数百年来，图书馆一直是保存我们集体智慧的最重要的方式。它们始终都是一种全人类的大脑，让我们得以从中寻回遗忘，发现未知。请允许我做如下比喻：图书馆是一种最可能被人类效仿的神的智慧，有了它，就可在同一时刻看到并理解整个宇宙。人可以将得自一座大图书馆的信息存入心中，这使他有可能去习得上帝智慧的某些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发明图书馆，是因为我们自知没有神的力量，但我们会竭力效仿。

今天去建造，或翻新重建某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听来像是一种挑战，或是挑衅。报纸或学报上，经常有某些作家面对这全新的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大谈即将来临的“书的死亡”。不管怎样，就算书会像方尖碑或陶制书写板那样消失，那也不会是什么废弃图书馆的好理由。正相反，图书馆会因保存对过去的发现而幸存下来，就像博物馆一样，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把罗塞塔石碑保存在博物馆里，是因为我们已没有在矿石表面刻下文件的习惯了。

不过，我对图书馆的盛赞大概有点过于乐观了。我属于那种始终相信印刷版图书仍有其未来的人，顺便说一句，所有担心它们消失的恐惧，不过是其他诸种恐惧，或是对某种东西将要终结的无尽恐惧中的一种，比如世界末日。

在多次采访中，我都被追问过这类问题：“新的电子媒体会让书籍消亡吗？网络会让文学消亡吗？新的超文本文明会消灭作家著述的观念吗？”如果你思维清楚，你就能看出来，这些问题各不相同，还要考虑到采访者提问时的思维方式。某人可能会想，如果你的回答是“不会的。别担心，万事无忧”，那么采访者就会疑虑全消。其实不然。如果你告诉这些人说，图书、文学、写作，都不会消失，他们又会是一副失望的表情。那么，怎样才能弄到独家新闻呢？发表某位诺贝尔奖得主去世的新闻不过一条消息而已，说他还活着，活得还挺好，这样的新闻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也许除了那人自己以外。

法老不喜欢书写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试着去解开纠缠在这些不同问题上的思维乱麻。阐明我们对这些不同问题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文本、文学、诠释，等等。因而你会看到，一个愚蠢的问题是如何引出许多聪明的答案，或许还有，幼稚的采访如何产生了文化上的功能。

我们就从一个埃及故事开始，尽管这是希腊人讲的。据柏拉图在《斐德罗篇》所述，赫尔墨斯，或叫透特，[2]传说中书写的发明者，向法老塞穆斯（Thamus）展示了他的发明，法老赞扬了这种可让人类记住善忘之事的前所未闻的技术。但是，塞穆斯并未兴高采烈。“我的多才多艺的透特啊，”他说，“记忆之力乃天赐神赋，需经不断训练才可保持长青。可人类一旦得到你的发明，将无须再磨炼其记忆之力。彼等记事，将不再因内在之努力，而仅仅借助外部工具的力量。”

我们能够理解塞穆斯的偏见。像任何新的技术发明一样，书写或许已经弱化了人类的力量，尽管其表面上是被取代和加强了。书写成了危险之术，因为它减弱了精神的力量，它给了人类一个僵化的灵魂，曲解的心智，一种矿物的记忆。

牧师仇视印刷术

当然，柏拉图写的是反语。柏拉图记下了他反对书写的理由。但是他也假托这些话是苏格拉底告诉他的，苏格拉底向来是只说不写（正因为他从未出书，所以他在学术争论中被人毁掉了）。现在，因为两个原因，无人再认同塞穆斯的偏见了。首先，我们知道书籍并不能使别人想我们之所想，正相反，书籍是一种激发更广阔思维的工具。只有在发明了书写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出于自发记忆（spontaneous memory）的杰作。其次，如果人们从前为了记事而训练其记忆力的话，那么，在书写发明之后，他们仍然可以为了记住书中所说而训练记忆。书籍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力，而不是使记忆麻痹。不管怎么说，法老都是一种永恒恐惧的范例：即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

我故意用了“杀死”这个动词，是因为大概1400年之后，雨果在其《巴黎圣母院》中讲到牧师克洛德·孚罗洛悲伤地看着他的教堂尖塔时（也用了这个词）。《巴黎圣母院》发生在印刷术发明后的15世纪。在此之前，手稿保存在少数文化精英们的手里，他们教给大众的东西，不外乎那些圣经故事、基督和圣徒的生平、道德戒律。即便是民族的史迹，或是最基本的地理和自然科学观念（如未知民族的性格以及药草或石头的功效），也是得自教堂的画像。中世纪的教堂就像一档永不可撼动的电视节目，仿佛可以告诉人们需知的一切，既针对其日常生活，也为他们的永生服务。

可是这会儿，孚罗洛把一本印刷书放在他的桌上，低声说“ceci tuera cela”：这会杀了它，或者，用别的字眼来说，便是：这书会杀死教堂，字母会杀死画像。书将把人们从其最重要的价值观上移走，助长多余的信息，放任对经文的解读和愚蠢的好奇心。

超文本

在（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3]写出了《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一书，他在书中宣称，印刷术发明所提供的线性思维方式，通过电视图像或其他电子设备，即将被更加整合的认知和理解方式所代替。如果没有麦克卢汉，想必他的不少读者会先手指电视屏幕，然后再指着印刷的书，说“这会杀了它”。如果麦克卢汉还在我们中间，今天他也许会头一个写出“古腾堡反击”这样的东西来。当然了，电脑也是一种人们用以制作和编辑图像的工具，也的确通过图形来发布指令；但是同样，电脑也确已变成一种首要的字母工具。字词和线在其屏幕上游动，而且为了学会使用电脑，你必须得先学会读和写。

第一种“古腾堡星系”和第二种有什么不同吗？多的很。首先，只有（20世纪）80年代那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字处理器，才提供了一种线性写就的通信，今天，只要它们呈现出一种超文本的结构，电脑就已不再是线性的了。说来奇怪，电脑是作为一种图灵机诞生的，每次只能执行一步，而事实上，在这种机器的内部，语言仍以这种方式工作，通过二进制的逻辑，0—1，0—1。然而，这种机器的输出已不再是线性的了：它就像一种符号焰火的爆炸。其模型完全不是直线的，它就像一个真正的星系，每个人都能在不同的星与星之间画出意想不到的连接，从而在任何新的视点上，画出全新的天象图。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开始分而述之了，因为超文本结构通常意味着两种现象。首先，是一种文本式的超文本的存在。在传统书籍中，人必须以一种线性方式从左向右阅读（依据不同的文化，还可从右向左，或由上至下）。显然也可以跳着读——一下子翻到第300页——也可翻回来核对或重读第10页上的某些东西——但是这意味着体力劳动。与之相反，一种超文本格式的文本是一种多维度的网络，或者好比一座迷宫，其中每个点或节点都有与其他任何节点连接起来的可能。其次，是一种系统的超文本的存在。万维网（WWW）是所有超文本的光辉之母，一座全世界的图书馆，你能够，或者将会在短时间内，找出你需要的所有的书。网络是全部现有超文本的综合系统。

即将消亡的书

文本和系统的这种不同极其重要，我们过一会儿再说它。现在，先让我把常被问到的问题中最幼稚的那个搞掂，那里面的这种不同还不那么清晰。不过，通过回答这头一个问题，可以让我们弄清楚下一步的要点。这个幼稚的问题是：“超文本的磁盘，互联网，或是多媒体系统会让书籍消亡吗？”这个问题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会杀了它”故事的最后一章。但是，甚至这个问题也令人迷惑，简洁一点的话，它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a）作为物理形式的书会消失吗？以及（b）作为一种虚拟形式的书会消失吗？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哪怕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书也从未成为获取信息的唯一手段。还有油画，大众图像印刷品，口授，等等。简而言之，书被证实是最适合传递信息的手段。书分两种：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对“供阅读的书”而言，我把正常阅读它们的方式称作“侦探小说的方式”。你从第1页开始读起，作者一上来就告诉你罪案已经发生，随着案情的进展，你就逐段逐段地读下去，直到读完为止，最后你发现凶手是那个管家。此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你阅读体验的结束。请注意了，哪怕你在读——比如说哲学论文时，也会出现相同的过程。作者想让你打开书，从第1页开始读起，随着他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往下读，好看看他怎样得出最后必然的结论。当然，学者可以在重读这样一本书时，跳着来读，好把第一章的和最后一章的某两个陈述之间可能的联系隔离起来。他们也可以决定去隔离——比如说，“思想”这个词在一本指定著作中的每一次出现，这样，他们就会跳过好几百页，好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种意图之上。不过，外行恐怕会觉得这种阅读方式很不自然。

接下来是那种供查阅的书，例如手册和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构想便是为了查阅，而完全不必从头读到尾。一个每晚睡前都要读《大英百科全书》，从头到尾读的人，恐怕是个引人发笑的怪人。通常，一个人翻开百科全书中的某一卷，是为了要了解或是想起拿破仑死在何时，要么就是硫酸的化学方程式。学者们使用百科全书的方式更为老练。举例来说，如果我想查查拿破仑有没有遇见康德的可能性，我会翻开我的百科全书的K卷和N卷：我找到拿破仑生于1769年，死于1821年，康德生于1724年，死于1804年，那时拿破仑已经当了皇帝。因此这二位没有会面的可能。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可能会查查康德或拿破仑的传记，但是对一生阅人无数的拿破仑来说，一本短短的传记可能会将他与康德的会面忽略掉，而在康德的传记中，与拿破仑的会面便不会不提。简单地说，我必须在我图书馆的许多书架上快速翻阅许多本书；我必须记下笔记，好随后与我记下的所有数据进行比对。所有这一切都将让我付出艰苦的体力劳动。

是的，如果有超文本入替，我就可以浏览整个网络百科全书。我可以把一个已记录的事件，从一开始就与一系列散落于文本中的相似的事件联系起来；我可以从头到尾地比对；我可以去找一份所有以A打头的词汇清单；我可以去找所有拿破仑与康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事件；我可以比对他们生卒的数据——总之，我可以在几秒或几分钟之内做好我的工作。

超文本无疑会让百科全书和手册消亡。昨日，拥有一张装有整部百科全书的CD-ROM已成为可能；今天，则可以上网查阅，其优势是，它允许把参考资料和非线性的补充信息混合起来使用。全部光盘，加上电脑，也只需一套印刷版百科全书五分之一的空间。一套印刷版的百科全书无法像一片CD-ROM那样方便运输，而且印刷版的百科全书的内容也不那么容易更新。现在，那些汗牛充栋，占据着我家和公立图书馆书架的百科全书，有望在不远的将来被消除出去，而且不会有什么抱怨他们消失的理由。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对许多人来说，一部卷帙浩瀚的百科全书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不是因为，或者不仅仅是因为买这些书的开销，还有装它们的书架占去的墙壁空间。拿我自己来说吧，当我以中世纪史学家的身份开始学者生涯时，我一度想在自家摆一套221卷的米涅（Migne）[4]的《拉丁神父全集》（Patrologia Latina）。此书非常昂贵，但我还能付得起。我付不起的是一套可以装下221卷巨著的新公寓，要不然，我就只好把其他500部通常规格的大书清除出去。

不会消亡的书

那么，超文本的磁盘或万维网会取代供阅读的书吗？我们不得不再次就这个问题是关于书的物理形式还是虚拟形式做出决断。这一回，还是让我们先考虑物理问题吧。

好消息：书仍将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信息，也是为了要沉思并作出反应。读电脑屏幕跟读书是不一样的。想想学会一种新电脑程序的过程吧。通常，程序能把所有你需要的说明显示在屏幕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想了解此程序的用户还是会把说明打印出来，拿它们当书来读，要么就干脆买一本印刷版的说明书。不难想象，一种直观的程序可以把图书印刷和装订的过程讲得非常透彻，但是为了了解一种电脑程序如何编写，如何使用，我们还是需要一本印刷版的手册。

在电脑前待上12小时，我的眼睛就会像两个网球，我觉得非得找一把扶手椅，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看看报纸，或者读一首好诗。所以，我认为电脑正在传播一种新的读写形式，但它无法满足它们激发起来的所有知识需求。请回忆一下，希伯来和早期阿拉伯人的文明都以一部书为基础，而这与他们都是游牧文明的事实无关。古代的埃及人可以将其记录刻在方尖石碑上，摩西和穆罕默德却没有。如果你想越过红海，或者从阿拉伯半岛到西班牙，比起方尖石碑来，卷轴书可能是记载《圣经》或《可兰经》的更具实用价值的工具。这也正是这两种文明的基础是厚文字而轻图像的书籍之原因所在。但是，书籍较之于电脑，还有另一个优势。即使是用只能保存70来年的现代酸纸印刷的书，也比磁介质更耐久。此外，它们不必受制于电力短缺和停电，也更不怕撞击。

到目前为止，书还是最经济，最灵活，最方便的信息传输方式，而且花费非常低。电脑通信跑在你前面，书却会与你一同上路，而且步伐一致。如果你落难荒岛，没法给电脑接上电源，那么书仍然是最有价值的工具。就算你的电脑有太阳能电池，可你想躺在吊**用它，也没那么容易。书仍然是落难时或日常生活中最好的伴侣。书是那种一旦发明，便无须再作改进的工具，因为它已臻完善，就像锤子、刀子、勺子或剪子一样。

按需印刷和电子书

有两种新发明即将投入企业化开发。其一是按需印刷：读者在查阅众多图书馆或出版社的目录之后，可以选出他所需的书，而后，操作员一按机器的电钮，便可将书按照读者喜欢的字体印出，并单独装订成书。这必将改变整个出版市场，或许会让书店走向灭亡，但它消灭不了书，也消灭不了图书馆，图书馆乃是寻获图书，扫描及重印的唯一之地。简单地说，每本书都将按购买者的愿望量身订做，就像过去的手抄本一样。

第二种发明是电子书（e-book），在其中插入微磁盘（micro-cassette），或将它连至互联网，便可当面印刷成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仍会是书，尽管它不同于现有的书，好比今日之书不同于旧日的羊皮纸手抄本，亦如莎士比亚剧作的1623年首部对开本与最新的企鹅版之不同。然而，到目前为止，电子书尚未如其发明者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我不断听说有些在电脑前长大，已不习惯翻阅图书的电脑迷，用电子书读了经典文学名著，但是我认为，这种现象仍然极为有限。普遍而言，人们似乎更喜欢传统的阅读方式，读印在纸上的诗或小说。电子书或许能证明在信息查询方面有用，就像字典或特殊的文件。它们会对上学时必须背着十来本书的学生们有帮助，但它们不会取代其他形式的书，例如，我们喜欢在床头阅读的那种书。

事实上，尽管新技术设备层出不穷，但旧东西并未因此全然消亡。汽车跑得比自行车快，但并没有让自行车销声匿迹，新的技术进步也没让自行车焕然一新。新技术必然导致旧物废弃的想法往往过于单纯。照相术发明后，虽然画家们感到没有必要再像匠人那样复制现实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达盖尔（Daguerre）[5]的发明仅仅催生了抽象画法。在那种没有照相范例便存在不下去的现代绘画中，仍然有一整套传统：想想看，例如超写实主义（hyper-realism）。此刻，画家的眼睛通过摄影的眼睛看到现实。这意味着在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物简单地杀死另一物这样的事例。当然，新发明总是让旧的发生深刻的变化。

（康慨译，选自《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3月17日）

1.作者简介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意大利小说家、符号学家。作为学者，很难将他的研究归入某一学科类型之中。他生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中学毕业后从父命入都灵大学学习法律，后改学中世纪哲学与文学，并以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ams Aquinas）为题撰写了美学方面的博士论文。艾柯学成后曾在米兰的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担任过文化节目编辑，其后边在都灵大学、米兰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教书，边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1975年以来，他一直主持着博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席（这是全世界的大学中所设立的第一个符号学教席）。他著述十分丰富，在美学、符号学和文化批评等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已译成英语及其他语言出版。然而最令人惊异的是，人们不得不将其最近的几部著作回译为意大利语，因其原作是用英语写成的——这无疑是艾柯语言才能的又一充分表现。同时他还是位多产的专栏作家，为意大利好几家日报和周报定期写一些非常有趣的专栏文章。

艾柯的研究范围广泛，知识非常渊博。曾在大学先后开设过视觉传播、美学、建筑学、符号学等课程。个人藏书超过3万册，已出版过10多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符号学原理》《读者的角色——记号语言学的探讨》《诠释与过度诠释》等。从他的著作里，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的痕迹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显著影响。他的散文随笔虽饱含学术思想，却又不失轻松俏皮，充满了机智的调侃，有人说他仿佛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结合。

作为小说家，艾柯因几部重要的小说而广为人知。《玫瑰之名》出版于1980年，并迅速赢得各界的一致好评，荣获意大利两个最高文学奖和法国的文学奖，席卷欧美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迄今销售已超过1600万册，并被翻译成35种文字，在美、加、英、法、德均被誉为“最佳小说”，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交口称赞，达到了文学的高质量和畅销的完美统一。1988年，出版第二部小说《傅科摆》，再度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成为最热门的阅读主题。艾柯的第三部小说《昨日之岛》于1994年出版。他还著有小说新作《鲍多里诺》，杂文随笔集《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智慧女神的火药》《康德与鸭嘴兽》等。

艾柯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以《玫瑰之名》为例，它可以被当作历史小说、哲理小说、神学小说、哥特小说或侦探小说来读。书中隐含着大量对其他文本的影射与戏仿。这种互文性体现了艾柯作为符号学大师对小说的特殊理解与处理方式。读者要逐一分辨小说文本之后的文本，并对其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了解，才可能读出作者寄寓书中的深层意蕴。

2.背景知识

2003年11月1日，艾柯做客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以英文发表了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演讲。不久，开罗出版的《金字塔周刊》（Al-Ahram Weekly）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讲。

在这篇演讲中，艾柯提出并回答了人们关心的许多问题，比如，新的电子媒介会让书籍消亡吗？网络会让文学终结吗？网络会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吗？任何人都可以用鼠标重写《战争与和平》吗？那么，为什么艾柯会提出这些问题并对它们做出回答呢？

众所周知，20世纪是传播媒介不断发生革命的一个世纪。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电影一步步变成一种文化工业；20世纪中期，电视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20世纪后期，由于新的数字技术的运用，一个陌生而新奇的赛博空间出现了。与这个空间配套的是许多新型的电子或数字媒介：程控电话、传真机、高保真音响、DVD播放机、卡拉OK、电子邮件、手机等，当然最重要的发明还是互联网。面对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他们的看法。而在这些看法中，又尤以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 Derrida）和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声音最引人关注。前者在他的《明信片》一书中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6]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发挥：印刷技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影、电视、互联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母体。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成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我从网上下载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The Golden Bowl）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7]那么，为什么在新的电信技术的时代，文学、哲学、情书等会走向终结呢？米勒认为，由于印刷业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每一个不同层面的自我都缘于我碰巧正在使用的机构（prosthetic device）。这就是情书现在不大可能存在的一个原因。“在电话或者因特网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的那个人。从笛卡儿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被极大地削弱了，因为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流动的主体性的延伸。”[8]

从解构主义的思路出发，书籍消亡说和文学终结论似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因为早在1817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了后来被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的美学演讲时，就提出了一个令西方思想界大吃一惊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从理念的自我运动、转化而又回复到自身的基本观念出发，黑格尔认为，世界艺术史同样可以看作一部理念自我循环的历史。艺术沿着象征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轨迹运行，“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点。……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9]。艺术则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所以艺术永远属于过去。德里达、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虽然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有着不同的语境，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观点却可以看作对黑格尔的遥远回应。

然而，从此文中可以看出，艾柯显然不同意德里达等学者的看法。早在1990年他所做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的演讲和由此展开的那场著名辩论中，艾柯就曾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进行质疑。他说：“当我和别人说话时，我极力想探明说话者的意图；当我收到朋友来信时，我极力想弄明白写信人到底想说些什么。因此，当我读到德里达对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作品进行一种任意切割的游戏时，我感到非常困惑。或者说，我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游戏看待。”[10]这里虽然谈到的是一个诠释的问题，但对德里达的不满已跃然纸上。而在《书的未来》这篇演讲中，他虽然没有提到德里达的名字，但或许也隐含了他对德里达等学者之观点的回应。

在许多读者眼中，艾柯应该是最博学的作家之一，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和神学知识，对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也有精深的研究。这样一种身份，加上广博的学识，也许让艾柯成了回答“书是否会消亡”“文学是否会终结”的最合适人选。最近一些年，我们听到的更多是技术至上主义者和文化复古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复争吵，艾柯的回答固然不会结束争吵，但至少会让我们稍歇片刻，平静地想想未来。

3.文本解读

读艾柯的《书的未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米勒的那篇危言耸听的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这篇文章中，米勒发挥了德里达的观点，他断言，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都将会走向终结。文学要是终结了，文学研究也就没有存在的道理了，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走向终结呢？主要是因为新的电子、数字媒介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的问世，改变了人们的写作方式、阅读方式，甚至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当我们依靠传统的印刷文化背景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写作观和阅读观烟消云散后，我们也就不得不跨上电子文化和数字文化这架战车，从而与我们过去所欣赏和珍爱的一切依依作别。

米勒的观点除了振聋发聩之外还让我们感到灰心丧气，但是客观地说，米勒的解构主义思路也并非无懈可击。在《书的未来》中，艾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图景。表面上看，艾柯进入问题的角度与米勒并无二致，因为他也承认，当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来临之后，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与书籍和文学相连，便构成了如下的追问：“新的电子媒体会让书籍消亡吗？网络会让文学消亡吗？新的超文本文明会消灭作家著述的观念吗？”面对这种追问，艾柯首先谈到了“三种记忆”（其实是四种）：生理形式的记忆（依靠大脑），矿物形式的记忆（依靠陶板和石碑），植物形式的记忆（从最初的莎草纸到后来的书籍）和电子记忆（以硅为基础的电脑）。虽然书籍的出现弱化了人的生理记忆，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因为“只有在发明了书写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出于自发记忆（spontaneous memory）的杰作”。图书馆也才发挥着它至高无上的作用。

那么电子记忆呢？以互联网出现的新型媒介会不会使书籍消亡呢？如果单单从线性的历史观出发，艾柯很容易得出肯定性的结论。然而恰恰在这里，艾柯显得小心翼翼了。艾柯说书籍的阅读与写作是线性的，即你必须一行行地写，也必须一行行地读，从上往下或从左至右。然而，电脑所建造的网络空间却呈现出一个超文本结构。当越来越多的东西放到网上之后，网络空间变成了一座全世界的图书馆。你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你所需要的书，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是全部现有超文本的综合系统”。

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和超文本，许多人认为书籍或者印刷文本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寿终正寝了。比如，中国的一位学者陈嘉珉曾如此记录下他告别纸媒的做法。

昨天，四月六日，是一个特别日子——在正好三年前的那个“四月六日”静谧的夜晚，我无声地开始了后来逐渐走向“轰轰烈烈”的“网络生活”。昨天，还是一个特别日子——我把在此之前二十多年中收藏的一千四百公斤报纸、杂志，其中有过去备加珍惜和特别收藏的近十年里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十三年中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和自己一点一滴积累的五十一本剪报——廉价卖给了一个捡垃圾的妇女。单是搬出和过磅就花了我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的时间，还弄得书房、客厅和过道里满是纸屑、灰尘。打扫卫生花去将近一个小时，擦洗整理空出来的书柜、书架花去半个多小时，来不及做饭跑到门口街上吃了一碗牛肉粉，回来洗个澡——整个上午和中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掉了，还不包括尚未进行的洗衣服时间。虽然身体有点累，但看着清爽整洁、少而精的书房，精神上感到非常愉快，就像去年减肥成功、去掉“身体垃圾”后一样感觉轻松舒畅。[11]

为什么作者要把印刷文本当垃圾处理掉呢？他提到了两个重要理由：“第一，这些被‘处理掉’的报纸刊物，污染浪费了我的居住空间”，“第二，报刊缺乏搜索链接，是天生的‘无腿怪胎’。”这种说法与艾柯的思考十分相似。许多人大概就是在这一层面上得出书籍将要消亡的结论的。

然而，艾柯并没有止步于此，因为当他进入这一问题时他并不是泛泛而论，而是首先把书分成了两种：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在互联网时代，那些供人查阅的书（如《大英百科全书》）显然正在走向消亡。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既然那种书仅仅是为查找资料而存在的，既然人们现在已能在网上很方便地找到他所需要的资料，那么，把那些供人查阅的书请出自己的书架恐怕就成了合情合理之举（陈嘉珉卖掉的1400公斤的印刷文本其实就是这种书籍）。那么，供人阅读的书呢？

艾柯说，供人阅读的书是不会消亡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信息，也是为了要沉思并作出反应。读电脑屏幕跟读书是不一样的。……在电脑前待上12个小时，我的眼睛就会像两个网球，我觉得非得找一把扶手椅，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看看报纸，或者读一首好诗。所以，我认为电脑正在传播一种新的读写形式，但它无法满足它们激发起来的所有知识需求。”

让我们认真来对待艾柯的这番思考。当我们阅读那些供人阅读的书时，与其说我们在读书，不如说我们伴随着阅读和因此形成的阅读氛围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思考空间或审美感应空间。林语堂说：使身体与床铺成30°躺在**是一门艺术，因为如此躺在**时，“一切肌肉在休息状态中，血脉呼吸也归平稳了五官神经也静止了。由了这身体上静寂，使心灵更能聚精会神不为外物所扰。所以无论是思想、是感官，都比日间格外灵敏”[12]。而许多人就是以这样一种姿态开始他的阅读的。这种姿势，加上身体的静寂和心灵的沉思，再加上一行行的文字和书页的翻动，构成了一种阅读的“场”。依靠电脑屏幕和鼠标恐怕很难建立起这样一种阅读场，我们也无法想象睡觉之前读几屏幕电脑里的书是什么滋味。曾经在网上见到一张图片，一位大学生把自己的台式电脑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他则躺在那里“读电脑”，然而这也只是搞笑而已。躺在**的时候，恐怕没有谁会去读电脑里的书，这不光是不方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一种阅读的氛围。这就好比我们把电影搬到了自己的DVD机里，虽然我们看了，但是我们却永远失去了黑乎乎的电影院里那种看的感觉。

大概，这就是隐含在艾柯思考背后的深意。既然供人阅读的书不会消亡，文学也就暂时不会终结。艾柯是学者也是作家，他的思考值得我们重视。

[1] 指亚历山大图书馆。

[2] 透特系埃及神话中的月神，掌魔法、智慧和写作，“赫尔墨斯”是希腊人对透特一词的希腊化改写。

[3]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出版了《机器新娘》《古腾堡星系》和《理解媒介》等著作，在传播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引起巨大轰动。

[4] 米涅（Jacques-Paul Migne，1800—1875年），法国神父。他致力于推动出版上千册的基督文化思想古典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便是221巨册的拉丁神父著作和161册的希腊神父著作，这些出版物形成了所谓的“神职百科书库”。

[5] 路易·雅克·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1787—1851年），法国画家。1839年发明银版照相术（又称“达盖尔摄影法”），从此摄影术诞生。

[6] 转引自[美]J.希利斯·米勒著、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9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7] 转引自[美]J.希利斯·米勒著、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98页。

[8] 转引自[美]J.希利斯·米勒著、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00页。

[9]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3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 [意]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1] 陈嘉珉：《告别纸媒》，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06/24/content_933591.htm.

[12] 林语堂：《论躺在**》，见金宏达主编：《林语堂名作欣赏》，59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