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午餐的时候，餐车里坐满了用餐的旅客。李华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餐桌的窗子旁边，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米饭，一边观赏着车窗外面的景色。
列车经过武汉长江大桥后，窗外的景色就渐渐变得灰暗起来。越往北走，颜色就越显得单调。他心里想，北方就是北方，春天的步伐总是姗姗来迟！
“李华！”
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自己！李华有点愕然：这么巧，在这趟车上还能遇见熟人？
一位脸色黝黑，中等身材的男子正笑眯眯地站在自己跟前。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怎么，不认识啦？”
“——，你，你是？——哦，吴才顺！”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在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上。
毕竟过去二十年了，他们都由少年进入了而立之年，两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久别重逢后的喜悦和兴奋。二十年的岁月，在两人的脸上都镌刻下了许多年代的印记：少年时代乳臭未干的茸毛，已经变成了黑不拉茬的胡子；那满是稚气的脸蛋，已经换成男子汉那种阳刚之气的国字脸。两人的额头上，眼角边不径意地都可见些许细微的纹沟——“嗨，你长高了不少啊！”
“你也是嘛！”
两位好朋友会心地笑了起来。
是啊，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上，二十年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人生的艰辛，世态的炎凉，给这些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的中学生们留下了多少生活的印记——他们都急切地想知道对方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都急切地想了解班里其他同学的下落。
一番推让之后，吴才顺先谈起了自己这二十年来的经历。
他说，初中毕业后（其实他连初中的毕业证书都未拿到），他先是跟父亲在县城呆了一段时间。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造反派们翻出了父亲五十年代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鸡蛋里面挑骨头，从里面找到“共产党的官太多了”这句话，便如获至宝，作为父亲反党的“铁证”，把父亲再次揪了出来，给父亲戴上了“漏网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厄运再次降临这个不幸的家庭。
邬鸣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清理出党组织，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吴才顺说，这次下放跟上次不同，连老家也不准回，我们全家被赶到公社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那时，家里真穷啊，生活极端的艰苦，穷到没米下鍋的地步！我们一家人挑了一些鍋盆勺碗之类的生活用具来到了这个小山村，将仅剩的一点米用来熬粥吃，善良的大娘大妈们看不过去，纷纷到自己的家里拿来些米，我母亲不敢要。大娘大妈们说，我们这里连猪都是吃这个，你们大人可以抗得过去，孩子们吃不饱怎么行啊！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坏了要害他们一辈子呀！母亲感动了，含着眼泪收下了乡亲们拿来的米。后来，这件事传到了队长的耳朵里，队长亲自来到我家，看过我家的情况后说：挑两担箩到仓库去称几百斤谷，先吃饭！我们全家以为这是在做梦！多么纯朴的村民！多么善良的队长！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小山村的领导和群众的关心和照顾下，勉强地生存下来。
吉县文化馆的造反派们对我们一家似乎要赶尽杀绝，即使我们在这样的穷山僻壤，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的父亲。除了经常抓我父亲回去批斗，还联络村里几个造反派企图对我父亲下毒手。一天早上，队长的爱人急匆匆地来到我家，问我母亲“老吴婆俚（老婆），老吴婆俚，老吴在屋里吗？”听到我母亲告诉她我父亲在家里，她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副石头落地的样子。她告诉母亲“你不晓得，村里咯几个打短命个，前几天说要把老吴活埋了！我警告我屋里个不准去，这是造孽呀！老吴以后可要小心点，冒啥个事不要随便出去！”我们全家听后目瞪口呆，打心眼里感谢这位心地善良的好人！
有一次，父亲被造反派们拉去批斗被打得七孔流血，脸部、头部肿得像只箩，村里人劝我母亲要让我父亲去治。那时，县里来了一位公安局长，母亲流着眼泪苦苦地哀求他，兴许这位局长动了恻隐之心，居然同意了母亲的请求。我们先是将父亲抬到邻村一个郎中家里，那郎中看了看父亲说，他的伤我完全能治好，但是，我跟他治好了他们又会抓去打，治了也白治，你们不如到县人民医院去住院治疗，那里条件好，住进去了就再也不会挨打了。我们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决定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去。小山村离县城几十里路，那时没有公路，我和母亲硬是用担架将父亲一步一步抬到县人民医院！直到一九七八年，我父亲才再次“解放”。李华关切地问，吴伯伯现在还好吗？才顺欣慰地告诉李华，他父亲早已退休，跟他一起生活，安度晚年。
谈到自己，吴才顺感慨地说，我父亲是这个样子，可想而知我是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他说，为了生计，我到公社的砖瓦厂打零工，这一干就是八年，真正是“八年抗战”哪！他不愿意回顾这段令人心酸的日子。谈到学习的时候，他的情绪显得激动起来。他说，打倒“四人帮”②以后，国家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父亲对我说，书还是要去读，不读书这个国家怎么搞建设啊！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公社去报名。那个负责登记的人问我有没有高中毕业证，我说连初中毕业证也没有。旁边有人说，这是邬鸣的儿子！那人立即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样的家伙还想报考？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要毕业证，不准不准不准——”被他辱骂了一顿回来，我心里气愤得很。
父亲安慰我、鼓励我，要我仍旧复习功课，他说，将来总有机会参加考试的，如果现在不把功课复习好，将来有了考试的机会，怎么能够考得上呢？
于是，我横下一条心，一边打零工一边复习功课。没有读过高中，我就借了高中的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自学。那时真苦，我住在砖瓦厂十分潮湿的棚子里，用松树棍子打了四个撑，再架上几根棍子，铺上稻草就算是床了。好在这里有煤油灯（家里穷得连煤油灯也用不上！），天天晚上坚持看。春夏蚊虫多，为了防止蚊虫叮咬，我就用钙镁磷肥的袋子包着两只脚（李华想，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一九七八年父亲“解放”后我再到公社去报考，又是这个人，这次他的态度大转变了，让我填好了各种表格，还介绍我到公社的中学去补习。这时遇到几位好老师，教化学的老师是我最难忘的，他每次要我把作业送到他屋子里，当面改，当面订正，并详细告诉我哪些地方容易错，有时要改到凌晨两、三点钟。
后来，又有人介绍我到县里的中学去补习，那里的条件更好，有教室、有电灯，师资力量雄厚，老师工作认真负责，作业批改得更加仔细认真，我就这样复习了一个多月。
他欣慰地告诉李华，那年高考他的化学考了94分，物理88分，语文84分，政治80分，数学70分，大大超过了当年重点院校的录取分数线，被录取在地区师专学习。
他说，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酷爱文学，报考的也是文史类的专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学校把他调整到数学专业。他没有什么怨言，服从组织安排。他想，只要有书读，有大学上就心满意足了。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一头扎进书堆里，经过几年的勤奋努力，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学校破格留校执教。
他说，去年下半年，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老教授带了一个考察团来地区师专考察，老教授独具只眼看上了吴才顺，十分赏识他的才华，非要带他到北京大学去深造不可。过完春节开学不久，校领导就作出了吴才顺赴京学习的决定——“老同学，衷心祝贺你！”
李华的眼睛有点湿润，感慨万端，想不到这二十年来，才顺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和苦难！他想起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才顺是好样的，不敢说他是天才，他起码是一位生活中的强者！苦难没有使他倔服，厄运未曾将他击倒，他在逆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创造了奇迹——不是么，一个连初中的课都未上完，高中的门坎也没进过的人，居然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通过自学在高考中考出如此骄人的成绩，这不是奇迹是什么！
这二十年来，李华也经历了人生的几个转折点，度过了一段令他难以忘怀的岁月。
无论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如何改变，他都不改初衷，从未放弃过中学时代树立的人生奋斗目标，时时刻刻都在作着不懈的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一九六九年高中毕业回乡后，在家里劳动了半年，那年国庆节的前夕，他被招工进了一家生产炸药的三线工厂。
一九七三年，他又经历了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那年，是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第二年。同样是在工农兵中推荐优秀分子“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不同的是，这年在推荐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考试。考试是简单的，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功课。
考大学，这个多年来萦绕在李华脑子里的梦，眼看就要成为现实！李华既激动又有些紧张，虽然只考两门功课，毕竟有几年没有摸过书本了啊！他不敢怠慢，从工厂的子弟学校借来了高中的课本，在一位老大学生的指导下认真地复习起来。毕竟在中学时代他通过自学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复习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结果，他以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南京一所国防系统的最高学府，学习他从事的炸药专业。
就在那一年，在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考试中，辽宁省出了一位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此人面对试卷上的题目一筹莫展，却在试卷的反面写了一篇冗长的文章，歇斯底里发泄对文化考试的不满。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跳梁小丑竟成了“四人帮”向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难的棋子，后来竟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辽宁省的某个农学院学习。李华不为报刊上连篇累牍攻击学习文化知识的言论所动，对这位白卷“英雄”更是嗤之以鼻，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或在宽敞明亮的大小教室里聆听老师们精彩的讲课，或在设备完善的实验室里认真地做着各种试验，更多的时候他是带着笔记本，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带着心中的那个人生奋斗目标去上图书馆，徜徉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四年后，李华回到了厂里，如愿以偿地做起了工艺技术员。
于是，他开始书写自己崭新的历史，开始创造自己一段辉煌的人生，开始向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生奋斗目标发起冲击！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工厂也渐渐走上正轨，为了配合厂劳动人事科对全厂工人进行技术等级考试，他翻资料，找数据，绘插图，将自己从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工厂的生产实际结合起来，编写了一本《硝铵炸药及其轮辗法生产》教材，填补了该厂建厂以来技术学习无教材的空白。
该厂的硝铵炸药制药工房有毒有害粉尘多年来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工厂大多数职业病患者都是这个工种的工人。李华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运用自己在学校学过的化工知识，精心设计了一个除尘系统，在工厂几位老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合下，该系统很快建成并投入使用，工房内的有毒有害粉尘大大降低，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职业病患者大幅减少，工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有了保障。该除尘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李华将设计的有关资料和测试的有关数据进行整理，形成一篇《硝铵炸药制药工房除尘》的技术报告，寄给了《爆破器材》编辑部。该文很快得到采用，在杂志上发表了。看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被铅印出来，李华心里万分激动，他的信心倍增，向心目中那个人生奋斗目标发起冲击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该厂生产的硝铵炸药防水能力差，李华三上北京，找到部里的研究所，引进了一种抗水性能强的乳胶炸药——他一边工作，一边涉猎国内外同行业的报刊杂志，终于有一天，他发现美国人HarveyC.Hornsby等人发表的《制备乳胶的连续混合器》很有借鉴价值，他想起了中学时代在苗老师宿舍看到苗老师翻译文献的情景，遂动了将该文翻译发表的念头。经过几个夜晚的努力，他终于将该文译出，整理后又寄给了《爆破器材》编辑部，很快收到编辑部的回信，同意该文献发表——，看着编辑部的回信，李华的眼睛湿润了，此刻他最怀念的就是英语的启蒙老师——苗耀武老师，敬爱的老师啊，您在哪里？您的学生多么想向您汇报，他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李华没有停顿，更不固步自封，强烈的事业心促使他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火热的工作和学习中去！
以后，他又翻译了《乳胶炸药的迭层塑料包装》等文献在《爆破器材》上相继发表——有一次，他从部里的一个研究所得到一本英国人S.福德姆著的《猛炸药与火药》一书，该书从最简单的爆炸现象开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对爆炸理论，炸药的分类、组成、作用、设计、制造及测试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书中图文并茂，很适合从事炸药专业学习的大中专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也适合从事矿山爆破技术研究的工作者。该书的应用范围如此广泛，使李华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与思考，他决定将该书翻译出来，为祖国的炸药行业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于是，除了上班，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了该书的翻译之上。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谢客，查字典、找资料、描插图，潜心地翻译起来。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两年的努力，该书终于翻译完毕。当李华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将该书的原文和译稿寄往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时，他的心也随着译稿飞向了北京，他中学时代的梦想也随着译稿飞向了北京！
几个月后，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回信了，同意该书出版！
李华是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看完编辑部那位负责该书编辑的女同志来信的。
前段时间，那位编辑同志来信邀请李华亲自赴京一趟，商谈该书出版发行的一些具体事宜——李华的执著追求，深深地打动着吴才顺，这对中学时代的好朋友，都久久地凝视着对方。四目相对，那渐渐变得陌生起来的面孔上，还依稀可见少年时代的那种倔强与坚毅！是啊，他们从中学时代一路走来，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们都走得这么艰难，这么辛苦，可是他们没有退却，没有屈服，他们坦然地面对苦难，面对厄运，默默地承受着、抗争着，踏踏实实地工作，呕心沥血地学习，生活考验了他们，也成就了他们！
李华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才顺，他跟罗素芳结婚了。罗素芳到地区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了两年书，回到吉县当起了小学教师，现在县城文峰小学任教。为了照顾孩子，已经担任了厂级领导的李华调回了吉县工作，现在担任该县文化局局长。
他说，每天忙完工作回到家里，看着素芳哄着小家伙睡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们可爱的中学时代，想起中学时代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一种冲动，一种欲望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后来，我自己终于明白，那是自己想通过什么形式来记录下我们曾经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的路程啊！
于是，他开始将这种强烈的愿望付诸实施。他拿起了笔，回忆，整理，撰写——一篇以他们中学时代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难忘的岁月》已经初见端倪——吴才顺再次为老同学这种始终如一的执著追求精神所震撼！
“写是这么写，能不能发表还是另一回事呢！”李华谦逊地说。
“你呀，真正叫做”有志者，事竟成“哩！你看你，从杂志上发表文章，到发表翻译的文献，最后出版译著，不都成功了么？我相信，凭你这股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你的著作问世是迟早的事情！”
“感谢老同学的鼓励，我这叫做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嘭嘭嘭嘭，嘭嘭嘭嘭——”列车发出有节奏的声音行驶着，两位老同学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他们在缅怀逝去的中学时代，在思念着分别二十来年的同学们。
李华告诉才顺，张伟已经是吉县园艺科学技术协会的主席，在吉县园艺界名闻遐迩，他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在园艺领域开创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实现了他的理想与抱负。
周斌毕业后参了军，由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部队时不时还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后来被发现开除了军籍，遣送回吉县，现在什么工作也没有了。有人看见他经常背着袋子往乡下跑，据说是下乡上门揽些家电修理之类的活，籍以养家糊口。
肖朴田如愿以偿地干起了放电影这个行当，现在是县城电影院的经理，跟在县文工团工作的赵小燕结为伉俪。
霍萍也是跟李华那个时候招工进厂的，现在县造纸厂工作。
刘娇花毕业后有过一段好日子。先是在文峰人民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后来，攀上了吉县某公社一位叔叔在部队当大官的人，那人托他叔叔的福走后门参了军，当上了营级干部。但是好景不长，那位大官跟上了“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后，他作为“四人帮”的爪牙也被关了起来，刘娇花和她丈夫的好日子就此结束了。后来，她丈夫退了伍，被安排在地区一家工厂工作，刘娇花也跟着去了工厂，在厂里的子弟学校找了一个代课老师的差事做。
吴才顺也介绍了几位在地区工作同学的情况。
他说，钟山顶替他的老子做了地区邮电局线务段的工人，那几位推荐到地区几家三线厂的同学，在工厂的技校毕业后都留在工厂里当了工人，其中一位姓李的同学还跟在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那位女同学结了婚。
谈到郭祖康时，两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郭祖康的家住在圩镇上，父亲是个旧商人，解放前靠自己的打拚积攒了一些钱。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旧商人怕有不测，遂将这些钱换成金条和银元放在瓦罐子里埋藏起来。这些金条和银元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生命的寄托，平时不要说拿出来用，就是连老婆孩子他都没有告诉。**中，旧商人作为剥削阶级分子屡屡受到批斗，造反派们一次又一次地逼他交出他的“不义之财”，他总是死死咬定自己没有钱。后来，造反派们从电影《地道战》里得到启发，高家庄的地道不是挖地三尺把它挖出来的么？于是，造反派们也来了个挖地三尺，把郭祖康家里挖了个底朝天，终于挖出了一罐子金条和五罐子银元，旧商人一下子瘫了下去，在造反派们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倒了下来。插秧时节的一个清晨，有人看见他从旧时的一个老相好家里醉酗酗的走出来，口里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踉踉跄跄地走到泷江河的木桥上，只听“卟嗵”一声，旧商人很快消失在茫茫混浊的河水之中——过了几天，有人在下游二十多里处的沙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父亲的死，对郭祖康不啻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的眼睛中没有了阳光，没有了云彩，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他承受不了这种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生活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
就在他父亲死后不久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直挻挻地躺在自己**，全身已经冰凉。他的母亲，这个接连失去两位亲人的不幸女人，不断地用头往墙上撞，她也要随他们而去，几个劝她的人都泣不成声——两位老同学心里都在哭泣，在流泪。多么好的一位同学啊，他聪慧、睿智、勤奋、好学，是一位学习十分优秀的学生，是全班同学中的姣姣者。如果能够活到现在，他一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栋梁之材！可是，苍天却是这样的无眼，让他这么早就夭折，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最后，他们谈到了苗耀武和马文华两位老师。
李华告诉吴才顺，苗老师已经荣调省城他的母校外语系任教去了，据说，已经评上了副教授职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马文华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停职审查，后来，调到一个所偏远的乡村中学任教去了。
吴才顺感叹地说，真是大浪淘沙啊，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的；是沙子，终究是要被淘汰的——时间，能检验一切，也能证明一切的！
李华颇有同感，他想起了邬伯伯被造反派们打得遍体鳞伤，李华去看望他时说过的一句话“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人民就是人民！冒牌货迟早要现原形的，别看他们暂时不可一世！”是啊，几十年来，为了在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社会，我们党创造过许多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当然，党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十年“**”的内乱就使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及时地改纠正了错误，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她前进的步伐！党在斗争中锻炼得愈来愈坚强，愈来愈成熟，而那些形形色色不可一世的“冒牌货”们，连同他们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迟早是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呜——”列车高鸣着汽笛，全速向北京飞驰！
完于2008年5月11日于吉水注解1吴南星——**前，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栏目三位作者的笔名。
吴——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南——邓拓，笔名马南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星——廖沫沙，笔名繁星，时任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文完）
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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