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结束大部分人乘车去省城，我也与他们同行专程去省城看望一个与我有着与众不同情份的朋友。朋友因病住院了。路上真他老妈子的遇上了愉快的车祸。一辆卡车四脚朝天地仰在公路中间，成百上千辆车子被堵住了。在被堵的近两个小时里，洪亮给全车人逐个看了看手相，看的结果，连黑桃老K那样不肯入俗流的人都乐哈哈地笑起来。本来打算当天返回，因为这场车祸，从省城二医院出来，天上的暮霭告诉我赶不上末班车了，只好作罢。只好从武汉关坐轮渡过江，搭十四路汽车上东湖，去一家熟识的编辑部找歇脚放脑袋的地方。
下榻之际，我又想起下车时与那些哥儿姐儿们分手的情景，当时有个姑娘的声音冲着我叫有空上我那儿来玩。笔会上女诗人女作家女编辑有七八个之多，到底是谁喊的？辗转反侧地想着难以成眠。隔壁房间中国文坛的一家权威报纸二版的一位编辑，奉召来改一部长篇小说。窸窸窣窣的还有自己房间的一只小老鼠。正在这时走廊里的电话铃响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正是十二点整，便马上冲出房门抢在别人之前拿起了话筒。
正是那个声音，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就给你讲那个有关鸡笼的故事，不过你别把故事中的我当作讲故事的我。那种争分夺秒迫不及待的速度让我无法和他套近乎。
——我弟弟十七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人，那种样子负责内勤的那些同志完全有理由不让他进门。他却发起脾气来掂拳头要揍人，还声称换回去几十年，他要将他们的脖子一个个拧断。一听到提起拧脖子的事我弟弟就叫内勤放他进来。他进屋就问厨房在哪，知道后便毫不客气地钻进去，将所有剩菜剩饭和留给下餐的一些半生半熟的东西打扫得一干二净，他出来时我弟弟便确切地喊他杨伯了。杨伯一愣说我上次来时你才刚出世，怎么就将老子记住了，你小子真聪明将来做官一定比你爸爸的大。这时父亲在门外说我这小子当官了可找不到象你我这样的伙伴做搭档。杨伯叭地一个立正，父亲忙拉他坐下说不要这样，你第一次当连长时我还是个伙伕呢。杨伯说我发现一个人，很象当年咱俩枪毙的那坏蛋，我怕是那坏蛋转世来报仇的。我父亲问多大年纪。杨伯答道，三十几岁，是个开车的。父亲就宽慰他，说那人死时他还没出世呢，即便真是那人的遗腹私生子，过去的恩怨在他们这一代早便就不当回事了。杨伯就对父亲讲开了一个故事。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他与一个和尚要好，知道和尚在劫数里，私下让他出庙躲一躲，到了那时辰，黄巢带人来行天命，不见和尚就叫手下砍了庙旁的大树替代，一刀下去血肉横飞，原来和尚正躲在那树洞里。父亲听了故事，一边对我弟弟笑一边对杨伯说，那咱们就多提防点。杨伯说若是天意提防不了的。说时一副绝望的样子。只是在开始提到工作时，才知杨伯离休了，父亲马上敏感起来，问你吃饭的粮食怎么解决。杨伯一副痛苦相，说正是为这事来的。父亲起身就要到书房给小城挂电话，杨伯拦住，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他们这个月多给几十百把斤粮食指标，下个月就会在端正党风会上宣布扣回去。父亲想了想，出个主意让杨伯在汉川门旁再搭起一座鸡笼，养它百来只鸡就顶得上三个老红军的待遇。
——问题全由鸡笼而来。那时候，杨伯的儿孙们由农村迁回城里不到一年，大儿子在农村时，参加民兵训练学会了开汽车拉大炮，回城后被安排在汽车运输公司开客车。有天他写信给我父亲，要我父亲劝他父亲拆了那鸡笼，他说他每次开车路过城门看见鸡笼总觉得那上面有股邪气。我父亲这时要去北京开中央全会，让我弟弟代他回信，我弟弟按父亲说的写了要相信邪不压正几个字寄了去。有一回杨伯大儿子开的车在半路上坏了，也就是发动机点不了火，怎么弄也弄不好。到天漆黑时满车人骂骂咒咒地下车绕着车厢呼呼啦啦地排起大小便，杨伯大儿子这时一揿电门发动机轰地响了个旱天雷。十点多钟进的城门，刚一驶进城门门洞迎面来了一辆车连大灯也不关顶着两只耀眼的太阳当面撞来，杨伯大儿子连忙一打方向盘，向路旁躲去，躲过之后却是任凭怎么踩也踩不住刹车，大客车轰隆一声坦克冲锋般钻进街边的一座商店。包括车如何在冲破几道墙壁，停在屋后几丈高的石岸顶上在内的一连串疑点，杨伯大儿子怎么电弄不明白。首先交通警察实地勘察车辙，肯定那迎面而来的车，还在几十米远的地方就让开了道。第二来的车是公司派来接车的大客车，因为大灯一直修不好才拖了好久出发的，出发时大灯仍亮不了靠着两只会车灯行驶，这一点交通警察也作了相同的结论。第三杨伯大儿子的车发动机点火装置绝无半点毛病，脚刹手刹一样完好无损，倒是方向转换装置毛病多得让人不敢相信何以能维持到进城后才发生车祸。第四客车破墙而入后竟能沿着柜台间的空隙前进，于人于货都没有伤损，客车上的乘客除个别人血压升高，就只司机杨伯的大儿子受了伤。第五杨伯大儿子的伤很特别，天知是什么东西在脖子上将那伤口划成一个圆圈。第六杨伯当时正在鸡笼旁摆弄笼门，这些就发生在身边，他竟浑浑噩噩什么也没见到。只是当另一辆车上的司机跳下来，杨伯才冲着他骂一句，说你小子想替父报仇简直是痴心妄想。第七杨伯骂的这司机正是他和我父亲所说的那个所谓仇人的儿子。杨伯大儿子伤好后不能开车了，他脖子上哪条神经被弄出毛病来，成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干什么都不被人欢迎，公司就发一份基本工资由他玩去，唯一的条件是别来公司闲逛，莫惹得别的司机见了认作凶兆不肯出车。
——最让杨伯恐惧的是儿孙们如今一遇上与他发生冲突的事，便爱拿大刀匕首和削水果裁纸的家伙往自己脖子上抹。这种怪事发生在鸡笼垒起的当天。在杨伯垒鸡笼时小城在搞最后一次落实政策活动，杨伯那些悉数下放到农村的儿孙们回家示威，他忙于当泥水匠懒得理，儿孙们便聚到鸡笼工地盯着杨伯抹完最后一把泥说你现在总该管管我们的事了。杨伯说那是他按我父亲的命令办的，我父亲没有新的命令就没门。其中一个便拿起杨伯垒鸡笼用的那把砍过人脑袋的大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说若不答应他就死。杨伯一眼就看清儿子是将刀背对着脖子，就说你这鬼把戏真叫做关公面前耍大刀。儿子用刀背将脖子砍得梆梆响，杨伯的冷笑刚出声便化为惨叫，一股鲜血顺着儿子的半边身子往下流淌。杨伯来找我父亲时一脸的迷惑与惶恐，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那么钝那么厚的刀背是怎么割开儿子的皮肉的。他用那刀背反复在自己的脖子上试过，亦在猪羊猫狗身上试过，除了落得一阵疼痛和畜牲们的嗷嗷吼叫，砍的地方肿了老高也不出一点血。我父亲对杨伯的这些遭遇基本上保持沉默，他答应要让小城头头答应杨伯的儿孙回城的要求。
我上次的电话之后就一直盘算着，下一次不应当让那一端的人独自占有半个小时，而应当及时弄清自己想弄清的，我看看手表只剩下五分钟了，连忙打断电话里的话，说所以后来要在鸡笼那地点修建纪念杨伯杨老他们革命事迹的纪念馆时，儿孙们出主意要他提出全家集体安置就业或调动工作的要求，他不敢死力拒绝是么？
电话里一愣，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上次你就向我谈过了。
电话说真见鬼。
我说是有鬼，天下的电话分机那么多，偏偏总是遇上一个人。
电话说，这鬼还大得很呢。
我说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却听不到有反响了，望望手表还有三分钟。就又喂喂喂地叫唤开。这时与我同行的本地区师专中文科的一位讲师从卫生间小解出来，冲着说十二点半都过了给谁打电话？情人么！这样我就记起自己的这块孔雀表，是西双版纳森林中淋了大雨的孔雀，走不动，跑不快，每天准准地慢四分三十秒。
老妈子的你真笨。我朝手表骂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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