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本书所选的标题就已经清楚地说明我将采取哪一种对梦的传统研究方法。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向人们展示梦是可以被解析的。在上一章中，若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贡献的话，也只是我的研究工作中的一项副产品。梦是可以解析的，这个论断一经提出，就立即使我站到了主流的梦理论的对立面，事实上是除了施尔纳之外，所有梦的理论的对立面。因为“解析”一个梦就意味着给它一种“意义”，也就是用和我们精神活动链中其他环节一样有效，而且同等重要的环节去置换它。正如我们所见，梦的科学理论没有为梦的解析问题留出任何空间，因为在那些理论看来，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躯体过程，只不过在精神器官上留下了它们发生过的迹象。而世俗的意见历来是一种不同的态度。它行使了提出异议这一无可辩驳的权利，而且尽管它承认梦是不可理解和荒诞的，却并不愿意就此宣布梦是毫无意义的。受一种模糊的直觉的指引，我们似乎可以假定，无论如何，每个梦都有一定的（尽管是隐蔽的）意义。梦是其他思想的替代物，只有正确地揭示出这个代替物，才能发现梦隐含的意义。
早在远古时代，世俗世界就开始关心“解析”梦的问题，并且尝试用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种方法是把梦的内容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用另一种可理解，且在某些方面与原梦类似的内容替换它。这就是“象征性”解析梦，但在那些不但难以理解，而且十分混乱的梦面前，这一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圣经》中约瑟夫为埃及法老解析梦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有7头健牛后面跟着7头弱牛，而弱牛把健牛吃掉了。这就是在7个丰收年之后要有7年灾荒，并将耗光前7年的盈余这一预兆的替代物。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编造出来的大多数梦都是依据此类象征性解释设计的：它们在一种与梦的特点一致的伪装之下，再现了作者的思想[1]。梦的意义主要是关于未来的，并能预言未来（这是古代梦的预言意义的残余），这为把梦的象征性解析变换为未来时态提供了理由。当然，得到这种象征性解析的方法是不可能说明的。要想获得成功，需要聪明的头脑、敏感的直觉，正因如此，只有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才能通过象征去解析梦，并把它上升为一种艺术活动[2]。
而流行的解梦方法中的第二种就没有这种需求了。它就是“解码”法，因为它把梦看作一种密码，在这种密码系统里，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根据固定的方法转换成已知其意义的另一种符号。例如，我梦到一封信，还有一个葬礼。如果我查阅“解梦的书”，发现“信”必须译成“麻烦”，而“葬礼”则是“订婚”，然后我要把关键词联结起来进行解码，以此结果预示未来。在达尔狄斯有个名叫阿尔特米多鲁斯的人[3]，他曾写过一本解析梦的书，对译码过程做了很有意义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来译码的机械性。这种方法不仅考虑到梦的内容，还考虑到了做梦者的性格和环境。这样，同样的梦元素对富人、已婚者或演说家是一种含义，对穷人、单身汉或者商人又是另一种含义。解码过程的实质并不是把梦作为整体，而是针对梦的单个组成部分。就像对待地质上的混合物一样，组成它的每一块石头都需要单独鉴定。毫无疑问，这种解析梦的解码法是受梦的不连贯和混乱的启发而发明的。[4]
不容置疑的是，这两种流行的解析梦的方法都不能作为梦的科学研究。因为象征法有应用上的局限性，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梦，而解码法则全部依赖于这把“钥匙”——《解梦书》是否可靠，我们没有任何把握。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同意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观点，把梦的解析看成纯粹的异想天开而排除其可能性。[5]
但是我看得更为清楚。在此我又一次认识到了这一并非罕见的情形，即一个古老的、人们死守不放的通俗观念，看起来比当今普遍流行的科学判断更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这样的看法：梦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它。
我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这一方法的。多年以来，我抱着寻求治疗的目的，致力于阐明某些精神病理结构（如癔症性恐怖、强迫性观念等）。事实上，我这样做始自于听了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一次重要谈话，他把这些结构看成病理症状，一旦解开这种结构，这些症状就会被治愈（Breuer & Freud，1895）。如果把这种病理观念追溯到引起病人产生疾病的精神生活元素，这个观念就会消解，病人就可以痊愈。考虑到其他治疗方法的无能为力，以及这些障碍令人困惑的性质，我决定追寻布洛伊尔指出的道路，克服种种困难，直到获得一个完整的解释。关于采用这种方法最终获得的形式以及我努力的结果，我将在以后详细论述。正是在这种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解梦问题。我要求病人把与某个特定事件有联系的每一个观念或想法都告诉我，他们所做的梦和其他一些事情使我了解到，在从一个病态观念出发而追溯以往记忆的一系列精神活动中，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一来，从把梦看作一种症状，到把梦的解析当作解除症状的方法，只需前进一小步。
这种方法包括使病人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致力于使病人发生两种改变：一是增强对精神感受的注意力；二是减少那些每天过滤头脑中思想时所做的批判。这样他才能全力以赴地进行自我观察，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地躺在**并闭上双眼[6]，必须做到对一切感受到的想法放弃批判。这样我们告诉他，精神分析能否成功全靠他的注意，并向我们报告他头脑中浮现的一切，绝不能因为认为它不重要、不相关或者似乎没有意义而压抑某些想法。他必须放弃一切偏见去对待头脑中的一切念头。在日常事务中，他之所以不能对他的梦、强迫观念或者其他什么病症做出满意的解释，是因为他总是持有批判态度。
我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注意到，一个正在反省的人的整个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一个正在观察自我精神过程的人的心灵结构。即使与最为专注的自我观察相比，反省也总要多一项精神活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反省者那紧张的表情和紧皱的眉头，以及相比之下自我观察者那安详的表情中看出来。这两者的注意力[7]都是相当集中的，但反省者还要执行其批判官能，这一官能使他排斥某些他所感知到的观念进入意识，并将它们切断，使它们不再跟随对其开放的思想链，而且对于另外一些根本不能意识到的观念则采用另一种方法：在感受之前就把它们抑制下去。而自我观察者则不然，他只需要压抑他的批判官能而已。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无数在批判官能发挥作用时无法捕捉到的观念就会进入他的意识。自我观察者利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新材料就可以解释他的病理观念和梦的结构了。显然，这里所指的，是要建立某种精神状态，它的精神能量的分配（不断转移的注意力）与入睡前状态有些相似（毫无疑问，也同催眠状态有相似性）。在我们入睡时，由于某些思考活动（无疑也是批判性的）的松弛，一些“不随意观念”就出现了，（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倦”。）在清醒时，我们是用这种思考活动影响我们的思想进程的。随着不随意观念的出现，它们转变为可见和可听的意象。（参看上文所引施莱尔马希尔的论述以及其他人的说法）[8]在用于分析梦和病理观念的状态中，病人刻意摈弃这种活动，并将由此节省下来的能量（或者其中一部分）用于追随这时出现的不随意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此时不同于入睡状态）保持了观念的性质。“不随意”观念就这样变成了“随意”观念。
然而，对某些人来说采取这样一种对待观念的态度是相当困难的[9]，因为这些观念的出现“完全是出于它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要放弃批判官能同样也很困难，因为这种官能在正常情况下总是作用于这些观念。这种“不随意观念”很容易释放出强烈的抵抗力，用以抵抗它们自身的出现。如果我们相信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那么，诗歌创作也必须要求与此相似的态度。他在给哥尔纳的一封信中（1788年12月1日）——我们得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回答那些抱怨缺乏创造力的朋友们时说：“在我看来，你们缺乏创造性的原因在于你们用理性限制了想象力。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具体地说明我的观点。如果理性对源源不断来到自家门口的各种观念进行过于严密的检查，这貌似不是好事，而且损害了心灵的创造力。单独来看，一个思想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十分荒谬，但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个同样荒谬的思想就可能使它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有其他同样的思想出现并与之结合，就可以使它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理性并不能对这一切做出任何评判，除非它一直保留这一思想直到它与其他思想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当具有创造性思想时，理性（在我看来）就会放松对大门的把守，于是各种观念蜂拥而至，到那时理性才能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和检查。你的判断力，或者无论你把它称作什么，会对这种稍纵即逝的放纵现象感到羞耻和害怕，而这种放纵现象是一切创造性的头脑都有的，只不过它在头脑中停留时间的长短把有思想的艺术家与做梦者区分开来。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因为你对它们过早地抵制，或者辨别得太严格了。”
不过，席勒所描述的理性放松把关和无批判的自我观察态度都是不难做到的。我的大多数病人在受过一次指导之后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借助于写下脑中浮现的所有观念，我本人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精神能量用于批判活动的越少，用于增进自我观察强度的就越多，它的数量由于我们注意的目标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别。
应用这一方法的第一个步骤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注意的对象不是梦的整体，而是其内容的各个部分。如果我们询问一个没有经验的病人：“你想到了什么与这个梦有关的事？”他通常会觉得精神世界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我把他的梦分割成一个个片断，他会告诉我他对每个片段都有许多联想，这些联想就是梦那一特定部分的“背景思想”。这样一来，我所采用的解析梦的方法与通俗、古老的传说中的象征解梦法已经有了重要的区别，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有些类似。与后者一样，它把梦分为片段而不是作为整体进行解释。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成复合性的，看作众多精神构成物的混合体[10]。
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已分析过上千个梦例了，但是目前我还不能把它们用在对梦的解析的理论及技巧的介绍当中，因为这会招致反对，说它们都是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梦，不足以推断正常人做的梦。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迫使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我的患者的梦的主题必然会与他们的病史有关，那么每个梦都得先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决定的病因做一番介绍和探讨，而这些问题又是如此新奇和令人费解，这样势必会分散我们对梦本身的注意。与此相反，我的目的是利用当前对梦的解释作为解决更加困难的神经症心理学问题的初始步骤[11]。但是，如果我要放弃这些主要材料，即我的精神症患者的梦，留给我的就没有什么特殊内容了。我所剩下的就只是熟识的一些正常人偶尔向我报告的一些梦，或者在一些关于梦生活文献材料中所引用过的作为例证的梦。遗憾的是，这些梦都没有分析，而没有分析我就无法发现它们的意义。我的解梦程序并不像流行的解码式解梦那么便利，只要有一本固定的解码书就可以译出梦内容的任何一个片断。与此相反，我是要发现相同的梦内容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背景下所隐藏的不同意义。于是我只好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丰富而又方便的材料，它们来自一个大致正常的人，并与种种日常生活事件相联系。当然，有人会对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而且有人会说，根据这些梦可以做出任何结论。但在我看来，自我分析要比分析他人更为有利。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做个实验，看看我们的自我分析能对解梦起多大作用。但这样一来，我得克服另外一些困难。把自己的许多隐私揭示出来，难免让人犹豫不决，也难免会有人对解释产生误解。但这些困难还是可以被克服的。德尔波夫［1885］曾说过：“只要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困难的问题，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哪怕是承认自己的弱点。”而且我也肯定，读者们最初对我的轻率言行的兴趣，不久就会转变成通过它们的帮助来阐明心理学问题的兴趣了[12]。
接着我将从自己的梦中挑选一个来说明解析梦的方法。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所以我必须请求读者暂时以我的兴趣为己趣，和我一起分析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这种转变是我们对梦的隐意发掘的兴趣所必需的。
前言——1895年夏天，我为一位年轻的女士做精神分析治疗，这位女士与我和我的家庭的关系都很好。这很容易理解，对于一个医生，尤其一个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处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意味将有许多麻烦的情感产生。对医生个人的兴趣越大，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治疗上的失败都会影响两家长久建立起来的友谊。这次治疗以部分成功而告终。病人的癔症性焦虑症状消失，但并未完全消除躯体症状。由于那时我对癔症结束的标准并不太清楚，所以提出了一项病人不太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些不愉快，在暑假时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我的一个年轻的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来看望我，他曾到我的病人伊尔玛及其家人所在的乡下度假村拜访过他们。我向他询问她的病情，他回答说：“她好些了，但没有全好。”我感到我的朋友奥托的话，或者是他提到他们时的语调使我不快。我从话中听出了谴责的意思，比如，我对病人承诺的太多，等等。不管是对是错，我把奥托不站在我的立场归于他受到我的病人亲属的影响，在我看来，他们从未支持过这项治疗。但是，当时我并未清楚意识到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并且也没有任何流露。那天晚上，我写下伊尔玛的病历，想把它送给M博士（他和我是普通的朋友，也是当时我们圈子里的权威人物），以证实我的观点。那天夜里（准确地说是后半夜）我做了下面的梦，在醒来后马上把它记录下来[13]。
1895年7月23～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客人当中，我立刻把她带到一旁，好像是要回复她的信，并责怪她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如果你现在还有疼痛感，那都是你自己的错。”她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我的嗓子、胃和肚子是多么痛吗？痛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了。”我大吃一惊，看了看她。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我暗想，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的疾病。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喉咙，但她表现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镶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如此。这时她张开了嘴，我发现在她的喉咙右边有一大块白[14]斑，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大的一片灰白色的斑点群，附着在像鼻内的鼻甲骨一样奇特的卷曲结构上。我立即叫M博士进来，他又检查了一遍并证明属实……M博士看上去不同于往常，脸色苍白，走路微跛，但下巴刮得很干净……我的朋友奥托也在她旁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隔着衣服叩诊她的胸部，说：“她的胸部左下方有浊音。”他还指出她左肩皮肤上有一处浸润性病灶。（我和他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尽管她穿着衣服）……M博士说：“肯定是感染了，但是没关系。她就要得痢疾了，一拉肚子，毒物就会排泄出去。”我们都很清楚她是怎么感染的。不久前，她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看到这些药名以粗体印刷呈现在我眼前）……注射这种制剂不应该这么轻率……也许注射器不干净。
比起许多其他的梦，这个梦有一个优势，我很清楚在做梦的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件构成了它的起始点。我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奥托告诉我关于伊尔玛的病情，我一直写到深夜的病历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维活动，甚至在我睡着后这些事也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但是，只读了我的前言和这个梦的内容的人，一点都看不出这个梦的意义何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的含义。我对伊尔玛在梦中向我抱怨的症状也感到吃惊，因为这并不是我给她医治的那种病。对于丙基注射之事和M博士的安慰之词，我更是一笑了之。我感到梦的结尾比开头更加模糊，内容也更为凝缩。为了发现这一切的意义，有必要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
分析——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许多客人。当时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度夏，那是一座孤立地耸立在卡伦贝格[15]附近山顶上的房子。那所房子最初是设计用来作为娱乐场所的，接待室特别高大宽敞，就像大厅一样。我做这个梦的时候就在贝尔维尤，在我妻子生日前的几天。在做梦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她打算邀请很多朋友来参加生日庆祝，其中包括伊尔玛。因此我的梦就预先展示了那个情景：我妻子生日那天，来了许多客人，其中包括伊尔玛，在贝尔维尤的大厅里接受我们的招待。
我责怪她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如果你现在还有疼痛感，那都是你自己的错。”我可能在清醒时对她说过这句话，也许我实际上已经说过了。我当时就是这种看法（虽然在此之后，我认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认为我只要告诉病人隐藏在她症状背后的意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她是否采用我的治疗方法，那并不是我的责任——尽管这正是治疗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为有这个错误的观点（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把它纠正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过得很轻松，那时，尽管我难免有些疏忽，人们仍然期望治疗的成功。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尔玛所说的话，正是急于向她表明，我对她仍感到的疼痛并不负有责任。如果那都是她的错，当然就不会是我的。这个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伊尔玛抱怨：她的嗓子、肚子和胃都痛，痛得她透不过气来。胃痛是伊尔玛原来就有的症状，但是不很明显，她更多的抱怨是感到恶心想吐。但嗓子痛、肚子痛以及喉咙有阻塞感则是她几乎从来没有过的病症。我很奇怪为什么我在梦中会选择这几个症状，目前还不知道原因。
她看起来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伊尔玛总是面色红润，我开始怀疑梦中另一人代替了她。
我暗想，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不难相信，这是一个专治神经症的专家总是会有的担心，生怕把其他医生都归到器质性疾病的许多症状习惯当作癔症来治。而另一方面，我也暗自怀疑我的吃惊是否真的发自内心，但不好说出来。如果伊尔玛的病痛具有器质性基础，那么，我又一次可以不为治疗它们而负责，因为我是专治癔症病痛的。事实上，我倒真的希望我的诊断有误。果真如此的话，我就可以免于受到治疗不成功的责备了。
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喉咙，但她表现的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镶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如此。我从未检查过伊尔玛的口腔。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想起了不久之前我给一位女政府官员检查的情景：乍看之下她就像画上的年轻美女；但要她张开嘴时，她就千方百计掩饰她的假牙。这又让我想起其他的一些医学检查，想到其中将要揭示的一些小秘密——总是让双方都不满意。“我想伊尔玛本来大可不必如此”，这无疑首先是对伊尔玛的恭维，但我怀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进行分析，就总会考虑他是否已经挖掘出所期待的一切背景思想）。伊尔玛站在窗边的样子突然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次经历。伊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我对她印象很好。某天晚上我去拜访这位女士时，她正站在窗边，就是梦中再现的那个情景。当时也是这位M博士说她有一个白喉状的膜。于是M博士和斑膜的形象就再现到了梦中。现在我才想起来，近几个月我有十足的理由假定她也是个癔症患者。没错，就是伊尔玛亲自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对于她的情况我知道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像我梦中的伊尔玛一样，她也患有癔症性窒息。所以在梦中我用她的朋友替换了伊尔玛。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经常觉得她也应该来找我，让我帮她解除症状。然而我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性格相当保守。她很固执，就像梦中那样。还有一个理由是“她没有必要这么做”：她的身体很好，足以掌握自己的状况而不需要外人的帮助。还有几个特征，既不是伊尔玛的，也不是她的朋友的：脸色苍白、浮肿和假牙。假牙的事我已归因于那位女官员，这我已经提到了；我现在倒倾向于如果是坏牙而不是假牙，这样会更令我满意。然后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人，倒是很符合以上几个特征。她也不是我的患者，而且我也不愿意接收她为我的患者。我感到她在我面前忸怩不安，所以我想她未必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她平时脸色苍白，而有那么一次，她的身体相当好，只是有些浮肿。[16]于是我就是用了另外两个其他的病人比作了伊尔玛。当然，那两个人也是不肯就医的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在梦中把伊尔玛换成了她的朋友呢？大概是我喜欢她们调换一下，也许我对她的朋友更为同情，或者对她的智力有更高的评价。伊尔玛在我看来是愚蠢的，因为她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她的朋友可能会比她更聪明一些，也就是说，她会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她会张开嘴巴，而且她对我讲的话比伊尔玛对我讲的话多些。[17]
我在她的喉咙上看到：一大块白斑，并且鼻甲骨上附着小白斑点。那块白斑使我想起了伊尔玛那位朋友的白喉，也想起了两年前我大女儿得的重病，还有在那些焦虑日子里的害怕心情。那些鼻甲骨上的小白斑点使我想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经常服用可卡因以减轻鼻部的肿痛。前几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女患者学我服用可卡因，结果引起了鼻黏膜的坏死。我是1885年[18]向人们介绍可卡因的用途的，这种推介引发了人们对我的谴责。这种药物的误用曾加速了我一位好友的死亡。这是在1895年前发生的（在做梦日期以前）。
我立即叫M博士进来，他又检查了一遍。这正与M博士在我们圈子中的地位一致。但“立即”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19]。它使我想起了治疗过程中的一件惨剧。有一次，我反复给一位女病人开了当时认为没有副作用的索弗那（sulphonal），结果引发严重的中毒症状，于是我立即喊来比我年长的同事，求他帮忙。还有一个附带的细节证实了我是记得这件事故的。我那位病人（中毒而死）与我的长女同名。这件事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但现在让我觉得简直是一种命运的报复。这种梦中人物的调换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这个玛蒂尔塔替换了另一个玛蒂尔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看来好像是我在寻找一切机会谴责自己缺乏医德。
M博士脸色苍白，走路微跛，但下巴刮得很干净。面色苍白倒是真的，他那不健康的脸色常常让朋友们担心。但其他两个特征只能归于别人。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他侨居国外，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与梦中的M博士长得也很像。几天前我听说他的腿有些跛，是因为患了髋部关节炎。我想，在梦中混淆了这两个人是有原因的。接着我又记起，有一个相似的原因让我都对他们感到不悦，因为他们最近都拒绝了一个我对他们的建议。
我的朋友奥托现在站在病人身旁，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正在为她检查，并指出她胸部左下方有浊音。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也是医生，是奥托的一个亲戚。由于同行是冤家，所以他们也成了竞争对手，人们也经常拿他俩进行比较。当我在一家儿童医院门诊部负责神经科时，他俩都做过我多年的助手[20]。梦中类似的情景常常发生在那里。每当我与奥托讨论病情时，利奥波尔特就会对患儿再检查一遍，然后为我们的决策提出意想不到的贡献。他俩的关系就像法警布拉西格和他的朋友卡尔一样[21]。一人以敏慧见长，一个以稳重取胜。如果在梦中，我把奥托和谨慎的利奥波尔特做个比较，我无疑会更看重后者。这个比较也有些类似于我的不听话的病人伊尔玛和她更聪明一些的朋友之间的比较。我现在又发现了与我梦中的思想有关联的另外一条思路。胸部左下方有浊音与我的另一个病例在细节上十分一致，在那一病例中利奥波尔特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细心。我还产生了一个转移性感染的模糊观念，但这也许提示了我希望伊尔玛就是那个病人，因为就我目前的判断来看，她的症状类似肺结核。
她左肩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灶。我立刻就联想到我自己肩上的风湿病，每当我工作到深夜时，我都会明显地感到它的发作。还有梦中“我同他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话也十分含糊。我其实是在自己的身体上注意到它的。对于“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灶”这句话也让我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上讲“左上后部浸润性”，这可以指肺部，因此又一次涉及肺结核。
尽管她穿着衣服。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句额外的话。我们通常在检查儿童时会让他们脱掉衣服，这也许与检查成年女性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我记得，据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他从来不让患者脱衣检查。我所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坦白地说，我也不想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
M博士说：“肯定是感染了，但是没关系。她就要得痢疾了，一拉肚子，毒物就会排泄出去。”我一开始感到这句话有些可笑。但和其他情景一样，也必须认真分析一下。经过进一步考虑，发现它同样也具有某些意义。梦中病人患的是局部性白喉。我记得自从我女儿患病之后，曾讨论过局部性白喉和白喉，后者是由于前者引起的全身性感染。利奥波尔特指出，全身性感染是由浊音部位引起的，因此浊音部位可以被看作转移源。但我又想，像这样的转移并不发生于白喉倒是真的，它更让我想到了脓血症。
没关系。这可以看成一句安慰的话。这句话似乎也适合下面的情境。之前梦的内容是，我病人的疼痛是因为严重的器质性感染。我觉得我只是在试图用这种方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精神治疗并不对白喉的长期不愈负任何责任。然而，仅仅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就把这样一种严重的疾病加到伊尔玛身上又让我感到不安。这看起来太过残忍。于是，我就需要一种保证：最后一切都会好的。而在我看来，借M博士之口说出这句安慰性的话是个不坏的选择。但在这里我又对梦产生一种超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也需要解释。
那么，为什么这句安慰的话是如此荒谬呢？
痢疾。在很早的时候似乎就有一种观念，认为致病物质可以通过粪便排出去。难道我是在嘲笑M博士做出牵强的解释并提出意想不到的病理联系吗？现在我又想到了一些与痢疾有关的事情。几个月前，我曾经接手一位青年男性患者，他患有严重的肠道问题，一些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性贫血”。我认为是癔症，但不愿为他进行精神治疗，而是劝他去做一次海上旅行。几天前，我接到他从埃及寄出的一封十分沮丧的信，说他在那里又有了新的病症，医生诊断是得了痢疾。我怀疑是由于这位开业医生的无知而做出的误诊，他没有看出这是癔症。但我也不禁责备自己不该把病人推到这种境地，让他在癔症性肠道不适的剧烈发作期又产生了器质性疾病。另外，在德文中痢疾（dysenterie）和白喉（diphtheria）这两个词发音又很相近。但白喉这个带有凶兆的词在梦中并未出现。
是的，我想，我一定是在取笑M博士说出了“要得痢疾……”这种安慰性的预测。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他亲自向我讲述的一个关于另一位医生的类似故事。M博士被那位医生请去会诊一位重病患者，由于那位医生过于乐观，M博士不得不指出，他在病人的小便中发现了白蛋白。那位医生虽然没有明说“没关系”，但他还是说，“白蛋白是可以很快排泄掉的！”因此我不再怀疑，梦的这一部分正是表达了对那些看不出癔症的同行们的嘲笑。而且，好像是为了证实这种想法，我又更进一步想到：“M博士是否意识到，他的病人（伊尔玛的朋友）的症状是在癔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结核病呢？他注意到癔症了吗？还是被症状欺骗了呢？”
但是，我如此对待自己的朋友，动机又是什么呢？事情很简单。同伊尔玛一样，M博士也对我的治疗方法不甚赞同。所以，我已经在梦中报复了这两个人：对伊尔玛说，“如果你现在还有疼痛感，那都是你自己的错。”而对M博士，则是让他说出了那句荒谬的安慰话。
我们都很清楚她是怎么感染的。梦中直接知道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不久之前我们还对它一无所知，因为感染的事只有利奥波尔特发现了。
她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事实上，奥托告诉过我，在伊尔玛家小住时，他曾被叫到隔壁旅馆去给一个突感不适的人打针。这些注射又再一次让我想到我那位因可卡因中毒而发生不幸的朋友（前面刚刚提过），我只是建议他内服（口服）这种药，可是他竟然立即用可卡因进行注射。
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怎么会想到这些呢？前一天晚上，在我写病历和做这个梦之前，我妻子打开一瓶酒，上面写着“安娜纳斯”[22]，这是来自奥托的礼物：他有个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赠送礼物。我暗自希望将来他娶个妻子帮他改掉这个习惯[23]。这种酒有一股强烈的杂醇油气味，所以我从来不喝。我妻子曾建议把这瓶酒送给仆人，但是我（出于谨慎）没有同意，而且不无慈悲地说，没有必要让他们去中毒。杂醇油（戊基）的味道无疑使我想到了同一系列的丙基、甲基等药物，这样，梦中的丙基制剂就得到了解释。我确实在梦的过程中进行了置换：我在嗅到戊基后梦到了丙基。但是这种置换在有机化学中也是合理的。
三甲胺。我在梦中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这足以见证我的记忆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另外，这个结构式是用粗体印刷的，似乎是要显示某种特殊的重要性。那么我的注意力要被三甲胺引向何方呢？这使我想起了和另一位朋友的对话[24]，他对我多年来所写的全部作品都很熟悉，就像我对他的作品也很熟悉一样。他当时向我透露了关于**活动中产生的化学物质的一些想法，而他相信其中的产物之一就是三甲胺。这样，这种物质就让我想到性欲，这正是我想要医治的神经错乱的重要来源。我的患者伊尔玛是个年轻的寡妇。如果我要为没有治好她的病而寻找借口的话，她的寡居无疑是个很好的理由。当然，她的朋友是很希望这个事实发生改变的。奇怪的是，这个梦把两人合二为一了，我在梦中用来代替伊尔玛的那名女患者也是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考虑为什么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在梦中显得特别突出。这么多的重要主题都汇聚到这个词上来。三甲胺不仅暗指性欲这一强有力的因素，它还让我想到一个人。每当我在思想上被孤立的时候，只要回想起他和我的观点一致，就会感到十分满意。这样一个在我一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在这些思路中必然会在别处再次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具有的鼻腔和鼻窦性病症专业知识，并提醒人们注意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的某种显著关系（见伊尔玛喉部三个曲状结构）。我曾请他给伊尔玛做过检查，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有关。但是他本人当时正患着化脓性鼻炎，这使我很担心，无疑这是暗指梦中的脓血症，它与梦中的转移感染互相联系，模糊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25]
注射这种制剂不应该这么轻率。这个对做事欠考虑的指责直指我的朋友奥托。我记得那天下午，当他的言语和表情都表现出对我的反对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概念：“他的思想是多么容易受到影响啊！”“他多么轻率地急于下结论！”此外，这句话还让我想到我那位急于注射可卡因的已故朋友。正如我说过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注射的方法使用这种药。我也注意到，在我指责奥托轻率处理这种药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幸的玛蒂尔塔的故事，这个理由同样也可以用来责备我自己。这里我显然是在收集例子以说明我非常负责，但同时也说明了相反的一面。
也许注射器不太干净。这是针对奥托的另一个指责，但是另有来源。我在做梦的前一天遇到一位患者的儿子，那位患者是位82岁的老妇人[26]，我每天为她注射两针吗啡。她儿子告诉我说她现在在乡下，患了静脉炎。我想这一定是注射器不干净导致的。同时我也自豪于两年来从未引起一例感染。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确定注射器是干净的。总之，我还是很负责任的。静脉炎又一次让我想到我的妻子，她在一次怀孕时患过血栓。这样就有包括我妻子、伊尔玛和死去的玛蒂尔塔三个类似的情景进入我的脑海。这些情景的类似性使我能够在梦中将这三个角色互换。
现在我已经完整地解释了这个梦[27]。在解释过程中，我有些难以阻止那些由比较梦的内容及其背后隐含的意义而引发的所有想法。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梦的“意义”。我渐渐意识到梦实现了一种意向，这个意向也是我做梦的动机。梦满足了我由做梦前一晚的事件所产生的某些愿望（奥托带来的消息和我写的病历）。梦的结论就是：我并不对伊尔玛持续的疼痛负责，责任在于奥托。奥托说伊尔玛的病未治愈的话惹恼了我，而梦就给了我报复他的机会。这个梦还通过其他一些理由让我摆脱难辞其咎的困境，而且有很多理由。这个梦还呈现出一些我希望出现的事情。因此梦的内容是一个愿望的满足，而它的动机就是这个愿望。
这样一来，梦已经基本清楚。但许多细节是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观点来考虑，才使我认识得更清楚的。我报复奥托，因为他站在我的对立面，我不仅抓住他治疗上的不谨慎（注射的问题），还抓住他送了我带杂醇油味的劣质酒这件事，而在梦中，我发现了一种把这两点联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注射丙基制剂。但这仍不能使我满足，于是我把他与一个更有力的竞争者相比，以便继续实施报复。我似乎是在说：“我喜欢他更甚于你。”当然，奥托并不是我发泄愤怒的唯一对象，我对不听从我治疗的病人也没有放过，并且用一个比她更聪明更听话的人替换了她。M博士也没有逃脱报复，由于他的看法与我相左，于是我就清楚地暗示了他对疾病的无知（就会得痢疾）。我确实看起来想用一个更有学问的人来代替他（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正像我用伊尔玛的朋友代替伊尔玛，用利奥波尔特代替奥托。“把这些人统统赶走！把他们用我自己选的三个人代替，以摆脱我本不该受到的谴责。”这样，梦就使我巧妙地证明了对我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我不应该因为伊尔玛的病痛受到责备，该受责备的是她本人，是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法。我与她的疼痛也无关，因为那是器质性的，无法应用精神疗法。伊尔玛的病痛该归咎于她的寡居（参看三甲胺一段），而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伊尔玛的痛苦是奥托造成的，他打针不注意而且用了不合适的药——那种事我是决不会做的。奥托的针头不洁净，就像我那位老妇人患者得静脉炎时的情况一样——而我在注射时从未给患者带来过危害。我注意到，确实如此，对于伊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都是为了开脱我的责任）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整个的辩护——这个梦别无他意——使人想到一个人做过的生动辩护：一个邻居埋怨他把借去的水壶弄坏了。这位辩护者说，首先，他归还的水壶并没有坏；其次，他借水壶时，壶上已经有个洞；再次，他根本没借过这个邻居的水壶。这样，情况就好多了：如果这三个辩护理由中的任何一个被认为有效，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罪了[28]。
另外一些主题也在梦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与伊尔玛的病没有那么明显的关联。我女儿的病，和那个与我女儿同名的患者的病，可卡因的副作用，在埃及旅行的那位患者的不适，对妻子的关心，我兄长的情况，以及M博士，我自身的病痛，对那个在梦中并未出现的患化脓性鼻炎的朋友的担忧，当我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时，它们似乎显示出：“关心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是医生的职业道德。”我回想起当奥托告诉我伊尔玛的情况时，我曾有过的那种模糊的不悦之感。这组在梦中起了一定作用的思想使我在回顾时能够把这一稍纵即逝的感觉表达出来。好像奥托在对我说：“你做医生不够尽职，你缺乏责任心，你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然后，这组思想就听从我的支配，使我能为自己提供证据，说明我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我对朋友、病人的健康是十分关心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还有一些令人不快的记忆，它们支持奥托对我的指责。人们可能会说，这些材料是不偏不倚的；但无论如何，梦中隐含的这一组广泛的思想与梦更为精确的主题——我对伊尔玛的病痛无须负责——这一期望之间，显然是存在联系的。
我不想装作我已经揭示了这个梦的全部意义，也不想说我的解析是无懈可击的。我还可以对这个梦花更多的时间，从而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并讨论它所提出的新问题。我也知道该从哪些关键点进一步发掘思路，但是，考虑到我的每一个梦的种种情况，我不打算再继续这种解析工作。如果有人说我言犹未尽，我会建议他做一个比我更为坦诚的实验。我已满足于目前自己获得的新认识。如果我们以这种方法来解析梦，我们会发现，梦真的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如某些权威所说，只是心灵散乱无序活动的表现。当梦的解析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梦是愿望的满足[29]。
[1] [1909年增注]我偶然发现威廉·詹森所写的小说《格拉迪沃》里面有许多编造的梦，构思精巧，看不出人工痕迹，就如真人的梦一样。我曾经询问过作者，他说并没有读过我关于梦的理论。我与他的不谋而合更证实了我梦的解析理论的正确性（Freud，1907a）。
[2] [1914年增注]亚里士多德《梦的预言》卷2在读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好的解梦者是那些善于捕捉相似性的人，因为梦的画面犹如水中倒影，水面一受触就变形。最成功的解梦者能从其伪装的外表窥出真义。
[3] [1914年增注]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大约生于公元2世纪初，他为我们留下了在希腊罗马时代曾广泛流行的最完备的梦的解析著作。如提奥多·甘珀茨（Theodor Gomperz，1866）指出，他坚持梦的解析应以观察和经验为依据，并严格区分了自己的梦的解析艺术与他人的错误做法。根据甘珀茨的说法，他的解析梦的方法是像魔术一样使用联想的原则。梦中的事就是心灵中所提的事——不用说，这几乎就是解梦者所想的事。因为梦的成分可以唤起解梦者回忆各种不同的事情，又由于解梦者不同，所唤起的回忆也会不一样，所以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我在本书后面所描述的方法不同于古老的方法：它把梦的解析的任务交给做梦者本人，它不考虑梦的某一特殊成分与解梦者发生的事的联系，而是考虑与做梦者所发生的事的联系。不过根据一位名叫塔芬克基（Tfinkdji）的传教士（1913）的报告，东方现代的解梦者也十分注意利用与做梦者的合作来解释梦。他在写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解梦者时说：“为了正确地解析梦，最高明的解梦者要从做梦者的大量具体情况中去找出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以达到对梦的正确解释……总之，这些解梦者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当掌握了全部必要答复之后，他才给出他的解释。”在询问过程中要问到有关他的亲人，如父母、妻子、孩子等人的情况，也会问些比较典型的问题，如“你在做梦前后是否与妻子有过**”[梦的解析的中心思想是用梦的相反内容去解析梦]。
[4] [1909年增注]阿尔弗雷德·罗比柴克（Alfred Robitsek）博士向我指出，（我们效仿得很蹩脚的）东方解梦书对梦元素的解释大多基于字音与字形的相似。在翻译中必然会丧失这种相似性，这也正是流行的解梦书晦涩难懂的原因。在研究著名考古学家雨果·温克勒尔（Hugo Winckler）的著作时，我们会发现，在东方古代文明中，双关语和字谜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911年增注]古代传下来的最好的解梦例子就是以文字游戏为基础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卷4，第24章，克劳斯译，1881]写道：“我也认为阿里斯坦特尔给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的梦做了一个最为愉快的解释。当时亚历山大正攻打泰尔城，但久攻不下，不禁心烦意乱。这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satyr［бατνροζ］）在他的盾牌上跳舞。当时阿里斯坦特尔恰好在泰尔城不远的地方，陪伴在国王身边，参与这次叙利亚战役，他把satyr［бατνροζ］一词拆开再倒过来就成了‘Tyre is thine’（泰尔城属于你）。于是他鼓励国王一鼓作气拿下城池，他便成了这城的主人。”梦与语言表达确实具有密切关系，所以费伦茨[1910]曾说：每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梦中语言。一般说来，把梦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我想，我这本书同样也是不可翻译的。[1930年增注]但无论如何，纽约的布里尔博士及其后的几个人成功翻译了这本《梦的解析》。
[5] 在完成本书手稿之后，我发现斯图姆夫（Stumpf）的一本著作（1899）在认为梦具有意义并且能够解释这方面，与我观点一致。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比喻或象征法，因而很难保证其方法的普遍有效性。
[6] [强调必须要闭上双眼（是古代催眠术的一种残余）这一点很快就被放弃。可参看弗洛伊德1904a关于精神分析的解释，他在那里强调，分析者不必要求病人闭上双眼。]
[7] [注意功能将在下文讨论。]
[8] [1919年增注]西尔伯勒（Silberer，1909，1910，1912）通过对观念变成视觉意象的直接观察，对解梦做出了重要贡献。
[9] [这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因此下面一段的开头也相应地做了修改。]
[10] [关于解梦技术在后文将进一步讨论，另见弗洛伊德1923c头两节。关于梦的解析在治疗的精神分析中的技术作用，在弗洛伊德（1911e）中有所阐述。]
[11] [在第七章第五节的开始，弗洛伊德考察了用这一方案去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性，这在第1版序言中已经指出，在第一章第四节中也反复强调，但他却时常忘记，还是引用了他的患者的一些病例，而且不止一次地讨论了神经症的机制问题。]
[12] 我不得不补充的是，由于上述的一切限制，我对我自己的梦从未做过完全的解析，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对读者的判断力不过分相信，也许是明智的。
[13] [1914年增注]这是我详尽分析的第一个梦。[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Breuer & Freud，1895）曾试图分析自己的梦。在艾米·冯·N.夫人病历中5月15日条目中有一个长长的脚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这一意图。编者导言中也摘引了这段全文。]
[14] [仅在1942年版中，这个“白”字漏掉，显然不是故意的。]
[15] [维也纳附近一座山的名称，为避暑胜地。]
[16] 还有一个没有解释的现象，即肚子痛，也可以追溯到第三个人。当然，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肚子痛的事使我想到有一次我注意到她的忸怩不安。我必须承认我在梦中对待伊尔玛和我的妻子都很不和善。当然，我需要请求原谅，因为我是在以一个好而顺从的病人的标准来要求她们。
[17] 我感到对这一部分梦的分析还不足以揭示出全部意义，如果我再进一步把这三个女人比较下去，又会使我离题太远。每一个梦都至少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很难解释，似乎这一点联结着一个我们未知的事物。
[18] [这是1884年误印（每个德文版本也都是这样印的），这是讲弗洛伊德第一篇关于可卡因的论文的日期。关于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详细论述，可见欧内斯特·琼斯所写的弗洛伊德传第1卷第六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位“亲爱的朋友”是指弗莱契尔·冯·马克索。后文有关于这方面的间接论述。]
[19] [见下文。]
[20] [关于这所医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克里斯为《弗利斯通信集》所写的序言第二节（Freud，1950a）。]
[21] [这是曾流行一时的小说《务农日子里的古老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该书是弗利茨·里特尔用梅克伦堡方言写成的。1878年译为英文。]
[22] 我必须说明，“安娜纳斯”这个词的发音与我的病人伊尔玛的姓很相近。
[23] [1909年增注，但在1925年和以后的版本都删去了。]梦的这方面并不带有预言性，但在其他方面却又带有预言性，那就是我病人“未解决的”胃痛病（我担心为此受责备），倒成了由胆结石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先兆。
[24] [这个人就是威廉·弗利斯，柏林的生物学家和鼻、喉方面的专家。他在弗洛伊德这本书出版之前的几年中对弗洛伊德影响很大。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多次不指名地提到他。（Freud，1950a）。]
[25] [梦的这一部分以后还有详细的分析。弗洛伊德在他早年的一本书《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21节中关于移植机制已用分析作为例子，此书完成于1895年秋，后来在弗洛伊德（1950a）中作为附录。]
[26] [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这位老妇人，参见下文及《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6b）第八章（b和g）和第十二章（Cb）。弗洛伊德在1901年7月8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谈到了她的死（Freud，1905a，信145）。]
[27] [1909年增注]尽管我在解释过程中并没有将梦中所发生的全部细节都报告出来，但这是可以理解的。
[28] [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的第二章第八节、第七章第二节中讨论了与此有关的故事。]
[29] [在1900年6月12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Freud，1950a，信137）中，弗洛伊德描绘了他重访伯尔维尤的情景，以及他做这个梦时住的房屋。他写道：“你觉得，是否可以将来在此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1895年7月24日，在这个房间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揭示了梦的秘密。’可是目前似乎还没有这种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