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如果别人不把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思想告诉我们，就无法对他的梦进行解释。因此，我们梦的解析方法的实际应用性也就受到严重的限制[86]。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般规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地构建自己的梦世界，因而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不过，现在看来，与此形成完全对照的，是有这样一些几乎人人都做的相似的梦，而且我们断定它们一定有着相同的含义。这些典型的梦就会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很可能有同样的来源，而且都很好地显示了它们的来源。

因此，我们特别期望能将我们的梦的解析技术应用于这样典型的梦，同时也承认，我们的技术在对这些材料的应用上又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试图解释一个典型的梦，常常是做梦者不能像在其他情况那样，产生可以导致我们理解的联想，或者即使有，也很模糊或者无足轻重，不能对我们解释问题有多大帮助。在本书的后面［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该如何弥补这一技术上的不足。读者也会发现，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涉及这组典型的梦，而且必须推迟对其他梦的考虑。[87]

（一）令人尴尬的**梦

梦见**身体或在陌生人面前衣不遮体的情况会时有发生，而且伴随着这样的特点：做梦者并不感到羞愧。我们在此只讨论这样一些**的梦：在梦中，做梦者的确感到羞愧或尴尬，并想躲藏起来，却又发生了奇怪的滞碍，使得无法逃避这种窘境。只有伴有这种现象的梦才算是典型的梦，否则，梦的内容的主题就可以包括在不同的情节之中，并且因人而异。它的本质在于有一种羞愧性质的痛苦感情，在于有躲避的愿望，而又照例以移开的方式躲避，却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里所谓**，其性质往往不很明确。做梦者可能会说：“我是穿着内衣的”，但这也极少是一幅清晰的图景。这种不穿衣服的景象通常是含糊的，对它的描述可能是选择性的：“我穿着内衣，或者可能是穿着衬裙。”一般情况下，做梦者并没有衣着不全到令人羞愧的程度。在一个身着皇家军装的士兵身上，往往以不合风纪代替**，如“我没有戴佩刀在街上行走，这时看见几个军官向我走来”，或者“我没有系领带”，或“我穿着花格裤子”，等等。

感到羞愧的人常常身处陌生人中间，这些人的面目很难辨认。在典型的梦中，这种衣冠不整很少引起旁观者的反对或注意。相反，他们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或者（如我所观察的一个十分清晰的梦）面容严肃、冷峻。这一点是很值得考虑的。

当我们把做梦者的尴尬和旁观者的冷漠放在一起时，我们会看到梦中常见的矛盾情况。如果旁观的陌生人表现出吃惊、嘲弄或愤怒，那反倒会符合做梦者的感情。但是这种情况的反对性特征，在我看来是让愿望的满足一笔勾销了，而梦的某种力量却使其他特征保留下来，梦的这两个部分就经常变得彼此不协调。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这一类梦由于愿望得到了满足而进行了部分伪装，所以使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因此，它也成了汉斯·安徒生所写的家喻户晓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的根据。最近路德维希·弗尔达[88]在他的童话剧《吉祥物》中对它也有所表达。安徒生的童话告诉我们，两个骗子如何为皇帝织了一件昂贵的长袍，而且说只有高尚和忠诚的人才能看得见。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见的长袍走了出来，所有的旁观者害怕这件织物有着试金石的魔力，都装作看不见皇帝的**。

我们梦中的情景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轻易假设，存在于记忆中的梦内容的不可理解性，已经导致重铸一种使情景合理的形式。不过，这种情景处在已经被剥夺了原来意义而被用于新奇的用途。但是，正如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的，对第二精神系统的有意识思想活动，用这种方式误解梦的内容是经常发生的事，而这种误解必须被看成梦所假托的最终决定形式的因素之一[89]。此外，我们还将发现，这种误解（也发生在同一精神人格之内）在构成强迫观念和恐怖症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够指出产生这种误解的材料是什么。骗子就是梦，而皇帝就是做梦者自己。梦的道德目的揭示了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模糊认识，即梦的隐意与沦为压抑牺牲品的被限制的愿望有关。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从梦的情节看来，这类梦无疑是以儿童早期记忆为基础的。只有在儿童期才会在家人或保姆、女佣、客人等外人面前**而不感到羞耻[90]。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儿童年纪稍大一些时，也以不穿衣服感到快乐而不是羞耻。他们又蹦又跳，拍打自己的身体，这时他们的母亲或者别的什么人会斥责他们：“嘿！不许这样！以后不许这样！”儿童经常保持一种**的愿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乡村都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岁的孩子向你撩起小衬衫，或许这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我有个患者还清楚记得他8岁那年的情景。一天晚上，他想跳着舞进入隔壁小妹妹的卧室中去，当时他只穿着睡衣，但是被保姆阻止了。在神经症的早期，对异性儿童**自己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脱衣或穿衣时，觉得有人在窥视的偏执性妄想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根源。停留在性欲倒错阶段中，有一类人的这种幼稚冲动已经发展到病态程度，即“暴露狂（癖）”[91]。

当我们回顾童年期没有羞耻心的那个阶段，就如同身在天堂一般，天堂本身就是个人在童年期的一组幻想。这就是人们在天堂里可以**而并不感到羞耻的原因。一旦羞愧与焦虑觉醒，人类就被逐出天堂，**和文化生活也就开始了。但是在每天夜里的梦中，我们仍然可以重返天堂。我曾有一个猜测，童年期［3岁末以前的阶段］的印象力求再现而不考虑其活动的内容如何，这种再现就构筑了一个愿望的满足，所以，**梦就是一种表示**的梦[92]。

**梦的核心在于做梦者自身的形象（不再是儿童期，而是当时的本人）和他衣着不整（或者是由于后来不穿衣服的多重印象的叠加，或者是由于稽查作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不很清晰），除此以外，还有那些令做梦者羞愧的在场的旁观者的形象。我没有遇到过在儿童时的**梦中有真正的旁观者出现，所以，梦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奇怪的是，我们在童年期的性兴趣对象，在梦、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复现时全部被省略掉了，只有在妄想症中才出现，尽管他们看不见，但在幻想中仍然认为他们存在。在梦中代替他们的是“一群陌生人”，他们根本不注意这种不敬的行为。实际上，这正与做梦者的愿望相反，做梦者希望的只是想对他们熟悉的人做出一种**的表示。顺便说一下，“一群陌生人”常常出现在梦中，是与其他方面有许多联系的，他们总是代表一种反愿望的“秘密”[93]。人们会注意到，即使在妄想症中，一切事物得到复原，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的情况。病人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身边还有许多人，他受到窥视，但这些旁观者都是“一群陌生人”，他们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

另外，压抑也在**梦中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人们在这样的梦中所感到的压抑，是对作用于**内容的继发系统的反应，那种**的愿望尽管受到禁止，但仍想办法表现自己。如果这种压抑可以避免，那么这种**的场面也就不会复活了。

我们以后还会讨论受抑制的感觉，它令人敬佩地表示了意志及其否定的冲突，潜意识的目的要求这种**的出现，而稽查作用却极力遏制。

毫无疑问，典型的梦和童话，以及其他文学创作的材料之间的联系绝不会很少，也不会是巧合。有时目光敏锐的创作家能把这一种转换过程加以分析并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果真如此，他就会沿着与这个过程相反的方向追溯这一想象的图景而回到梦。我的一位朋友叫我注意一下哥特弗莱德·凯勒尔《年轻的海因利希》中的一段文字［第三部第二章］：“亲爱的李，我希望你在亲身的经验中，绝不要体验到奥德赛浑身尘土、赤身**地出现在瑙西加和她的女伴面前的那种特殊而有趣的困境。我来告诉你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好吗？让我们来研究这个例子。如果你流浪在异国他乡，远离故土、亲人和朋友，如果你看到、听到许多事，而且经历了辛酸与焦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那么，你一定会梦见自己返回家园，你会看到它闪耀在迷人的光芒之中，许多你最亲爱、敬重的人都向你走来。这时你突然意识到自己衣衫褴褛、赤身**、风尘仆仆，你会有一种无名的羞耻和恐惧感，你想找到什么东西遮掩自己或者躲起来。这时你大汗淋漓，从梦中醒来。这是每一个游子，只要他一息尚存，就必然会做的令人不快的梦。荷马正是从最深刻的永恒人性中挖掘出这一幅困窘的图景。”

诗人赖以唤醒其读者的人类最深邃和永恒的人性，在于那些植根于已经变成记忆前期的儿童时期的心灵冲动之中。来自童年的那些被压抑和被禁止的愿望，跟在那些被放逐的、可接受的愿望背后，在梦中冲破阻力进入意识。这就是在瑙西加的传说中，梦总是能找到具体的形式，而又以一种焦虑梦作为结局的原因。

我那个大步上楼而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的梦，同样也是一种**梦，因为它带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也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经验。如果这些经验能够被发掘出来，它们也会帮助我们通过那个女仆对我的行为（责怪我弄脏地毯）确立她在我梦中的地位。有时，我能提供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中，人们学会把时间临近性解释为主题的连接性。两种思想没有间隔地发生，而没有明显的联系，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一部分，这一点有待发现。就像我们先写一个a，接着又写一个b，在发音上，我们会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音节“ab”。梦也是一样。当我明白了上楼梦的其他成分之后，就知道它是由一连串梦组成的。因为这个梦被其他梦包围着，所以它也是对同一题材的处理。这些其他的梦都以对那位从我出生照顾我到两岁半的保姆的回忆为基础。我甚至保留了一个关于她的比较模糊的有意记忆。根据我母亲不久前对我讲的一个情况，她虽然又老又丑，却精明能干。我可以从自己的梦推断出，她对待我并不很亲切，如果没有按照她的清洁标准去做，她对我说的话是很粗暴和尖刻的。这样，那位女仆，由于担负了这项教育我的任务，也就成了我有记忆之前我的保姆的化身。有理由认为这个孩子是爱这个教训他的保姆的，尽管她曾那样粗鲁地对待他[94]。

（二）亲人死亡的梦

另一组可以称为典型梦的是关于亲人（如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等）死亡的梦。这种梦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必须事先区分开：一种是做梦者本人并不感到悲痛，因而醒来时，对自己缺乏应有的情感而惊讶；另一种是做梦者悲痛不已，甚至在梦中就痛哭起来。

我们不用讨论第一类梦，因为它们算不上“典型”。如果分析这些梦，会发现它们有与显梦不同的含义，而且它们有意隐藏其他一些愿望，比如，那个看见自己姐姐的独子躺在棺材里的梦。它并不意味着她希望自己的小外甥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隐藏了一个愿望，即她想见到非常喜爱的人，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她曾在另一个外甥的棺材旁与他见过面，而且也是相隔很长时间。这个愿望（这是梦的真实内容）没有机会表示悲哀，所以，梦也没有表示出悲哀。我们可以注意到，梦里感受到的情感属于隐意而不属于显意。因此梦的观念内容仍然保持不变[95]。

第二类梦则大不相同，在这些梦中，做梦者想象亲人真的死去，而且的确十分悲伤。这些梦的内容是一种愿望，被梦到的人可能会死。因为我预料到读者，尤其是有过类似梦经历的人，都会反对我的看法，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证据建立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

我曾经讨论过一种梦，它告诉我们，在梦中表现的已经满足的愿望往往不是目前的愿望，它可以是过去被抛弃、被掩蔽或者受到压抑的愿望。因为它们又重现于梦中，所以我们承认它们继续存在。它们并没有像字面上说的那样死去了，而是如《奥德赛》中的那些鬼影，一旦喝到鲜血又会复活。那个躺在“木箱”中的死婴的梦，就涉及15年前的一个愿望。而且做梦者本人也承认，那时的确有过这种愿望。我还可以补充（这也带有梦的这一理论的特点），在这个愿望的背后，也还隐藏着做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准确日期已经记不清了），她曾听到母亲说，在母亲怀着她的时候，正处在深深的忧郁之中，因此曾经有过胎儿死去的愿望。当这位做梦者长大成人，并且也怀孕的时候，她仿效了母亲的榜样。

如果人们做了带有任何痛苦迹象的梦，如父母、兄弟、姐妹死去，我绝不会以梦为例，证明做梦者希望亲人现在死去。梦的这一理论并不要求如此，但我可以推断，做梦者童年期曾有过希望他们死去的愿望。而且我仍担心这种保守的说法不足以说服我的反对者。他们会否认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正如极力反对他们现在有这种想法一样。因此，我必须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已经消失的儿童心理生活的那一部分[96]。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这种关系假定为一种亲密的关系。从我们经历过的成年兄弟姐妹之间不和睦的例子，可以建立这样的推论：这种不和睦在童年期就已经存在。但在许多成年人中，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他们现在热情友爱、互相支持，而小时候却互相为敌。年长的孩子欺负弟弟、妹妹，辱骂他们，或者抢他们的玩具。而年幼的孩子敢怒不敢言，忌妒和害怕年长者，向他们表示最初的自由和正义感。父母总是抱怨孩子的不和睦，但又不知道原因。其实不难发现，即使是性格再好的孩子，他们的性格也不会像成年人期待的那样。孩子们几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强烈地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不顾一切要满足这些需要，特别是与自己的对手——其他儿童，而且首先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互相竞争。我们并不会因此就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而只是说他“调皮”。他们是不用对自己的恶劣行为负法律责任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他们理当如此，因为，在他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所说的儿童期之前，利他主义的冲动和道德意识已经在这个小利己主义者和（用梅耐特的话来说）第二自我的意识中萌醒，并会掩盖原发性自我。当然，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并非随着年龄增长也一起增长，其发展期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这种发展没有完成，我们称为是一种“退化”，尽管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中的受阻。在这种原发性性格被后期发展掩盖后，它仍然可以再次暴露出来，并在许多事件中部分显露出来，或者在癔症中表现出来。癔症病人与调皮儿童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之相反，强迫性神经症与强加在蠢蠢欲动的原发性性格的一种超道德观念一致。

许多人看上去很爱他们的兄弟姐妹，而且当他们死去时，也感到悲痛，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然存有邪恶的愿望。这种愿望起源于童年期，而且有时会在梦中实现。

观察两三岁或更大一些的儿童对待他们小弟弟、小妹妹的情况也是十分有趣的。例如，一个孩子一直是独生子，现在听说鹳鸟给他带来一个新的婴儿。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新来的婴儿，然后毅然地说：“鹳鸟还会把它带走的。”[97]我很看重这样的观点：儿童会正确评估新添的弟弟妹妹可能带给他的不利。我认识一位妇人，她现在与小她4岁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告诉我，当她最初听说一个新生的妹妹即将来临时，她说：“不管怎样，我不会把我的红帽子给她！”即使一个孩子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情况，他的敌意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我知道一个例子，一个不到3岁的小姑娘要和摇篮里的婴儿拼命，因为她感到这个婴儿如果继续存在，对她不会有好处。此时，儿童的忌妒心已经十分明显和强烈。而且婴儿期的弟弟妹妹一旦夭折了，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会发现，全家人的宠爱又会重新集中到他身上。但是，如果在这之后，鹳鸟又给他带来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宠儿就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这个小孩也会有前一个小孩一样的命运，这样他又可以和没有他们时一样快乐[98]，这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正常情况下，儿童对待弟妹的态度在不同年龄段也有所不同。如果长幼间隔相当大，年长的姐姐会对无助的新生弟妹有一种母性的涌动。

儿童时期对弟妹的敌意情绪是经常发生的，而粗心的成年人往往不注意这一点[99]。

我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让我没有时间在这方面观察他们。我现在在观察我的小外甥，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欠。我这位小外甥的专横统治在持续了15个月后，被一个女性小对手的降临颠覆了。他们告诉我，这位小男士对他的小妹妹的确有些骑士风度，亲吻她的小手，抚摸她。但我敢说，在不到两岁时，他就会用他的语言能力来批评她是个多余的人了。当大人提到她时，他总是说：“她太小，她太小。”近几个月，这个女婴已经长大一些了，不能再说她太小了，于是这个小男孩又找出别的理由，说明不需要对她多加关照。他一有机会就会向大人提醒，她还没有长牙[100]。我们都还记得，我另一位姐姐的大女儿6岁时，用了整整半小时挨个向她的姑姑姨妈们讲述一个问题，并非得让她们同意她的看法：“露西还不懂这些，是吧？”她的小对手露西是她刚两岁半的小妹妹。

以我的女患者为例，在她们之中，我没有发现一例在其兄弟姐妹死亡的梦中不包含敌意的。只有一个例外，但它也不难解释为这一规则的佐证。有一次，我在上分析课，向一位女患者解释这一原则，因为我认为她的病症与此有关。可令我奇怪的是，她从未做过这类梦。她在4岁时，做过一个显然与此无关的梦。当时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以后这个梦曾反复出现：一大群儿童，都是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什么的，在一个大操场上玩耍。突然，他们都长了翅膀（飞上天不见了）。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原始形式也是她的哥哥姐姐们全部死亡的梦。但几乎没受到稽查作用的影响。我想对这个梦做一个大胆的分析：有一天，这一大群孩子中有一个死去了（从例子看，这一家兄弟俩的所有孩子都在一个大家庭中抚养成长），这个不满4岁的孩子（做梦者）去问一个聪明的大人，孩子死了是怎么回事？想必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长了翅膀变成了小天使。”听了这句话以后，做梦者就梦见了所有的哥哥姐姐都长了翅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像天使般地飞走了。只有我们的小凶手留了下来。在一大群中只留下一个，这是很奇怪的。我们猜测，十有八九是在操场上玩耍的那群儿童在飞走之前是一群蝴蝶。这位做梦者的思想是受古代传说的影响，认为人类的灵魂长着蝴蝶般的翅膀。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打断我：“即使孩子们对兄弟姐妹存有敌意冲动，但怎么可能会坏到这个地步，甚至希望比他强的对手死去？似乎死就是唯一的惩罚方式。”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儿童与我们对死亡概念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儿童对腐朽、冰冷的坟墓以及一种永恒的虚空等概念一无所知，所以也无从畏惧，而成年人认为这些概念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小孩子对死亡不会心存恐惧，所以可以把这种恐怖的事当儿戏，并用它吓唬同伴：“如果你再这样，就让你死去，就像弗朗兹那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会吓得浑身颤抖，可能她想到，世界上的人类大部分都活不过童年期。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很可能会对母亲说：“妈妈，我太爱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也把你制成标本，放在我房中，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看到你了。”所以，儿童关于死亡问题的看法，与成年人是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101]。

此外，对从未见到过死前痛苦景象的儿童来说，“死亡”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了解是什么带来这种“不在”——是旅行、失业、疏远，还是死亡[102]。如果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保姆就被解雇了，而不久之后，他的母亲也死了，他就会把这两件事合成一个单一系列留在记忆之中。当大人不在时，孩子们并不很想念他们。母亲们常常很伤心地说，她们出去度假几个星期回来以后，听到的消息竟然是孩子们并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妈妈。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妈妈真的去了“未知世界”，那里从来没有返回的人，儿童最初似乎是忘了她，只是在以后才又想起了她。

这样，如果一个孩子有理由希望另外一个孩子不在场的话，他就可能不加限制地以那个孩子的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而对包括死亡愿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尽管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愿望的内容不相同，但不管怎样，在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是与成年人相同的[103]。

如果一个小孩有希望兄弟姐妹死去的愿望，用儿童的自我主义来解释，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竞争的对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对自己父母亲死亡的愿望呢？父母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满足他的各种要求，难道他为了保持这种自我主义，就可以导致这种愿望的产生吗？

这个难题的解决，要靠对父母死亡的梦进行观察，而且死亡的父母多数与做梦者是相同性别。也就是男人常常梦见父亲死去，女人则梦见母亲死去。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的，但我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十分明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才能做出解释[104]。说得直接一点，这是一种早年性偏爱的体现。似乎男孩视父亲为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如果排除了对方，显然会对自己更有利。

在把这个想法斥为荒诞之前，最好先考虑一下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必须把孝顺这种文化标准对这种关系的要求，和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所看到的事实区分开。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种敌意，这种关系为一些无法通过稽查作用的愿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让我们先看一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给予基督教十戒教规的尊严模糊了人们对真实生活实际的观察能力。我们似乎不敢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经违背了第五条戒律。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里，孝顺已经被其他兴趣代替。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和传说传递给我们的模糊信息，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不快的图画：父亲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如君王般地统治整个家庭。克罗诺斯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就像公野猪吞食了母野猪刚生下的幼崽。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并取而代之[105]。在古代家庭中，父亲的家规越宽松，作为指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感到自己与父亲处于一种敌对的位置，他也越迫不及待地盼望通过父亲的死来取代父亲的位置，从而成为统治者。即使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习惯上，父亲也不愿意儿子们独立，并且不提供给他们独立的手段，这个过程就增强了敌对意识的滋长。一个医生就常会注意到儿子在丧失父亲时的悲痛，同时又会有终于获得自由而产生的满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父亲仍抱着陈腐的父亲权威观念不放，而易卜生则把父子的冲突矛盾写入作品中，从而使他的作品产生了轰动效果。

母女之间的冲突情况则表现在，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性方面的自由，但她发现自己处在母亲的监视之下，而母亲则从女儿的成长中，看到自己青春已逝，不得不放弃性满足的欲望。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人们却因孝顺观念根深蒂固，而没有用这些现象去解释梦。此外，上述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希望父母死去的愿望，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期。

这种假设在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进一步得到证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儿童的性欲望——如果在其萌芽期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很早就已经萌发了。女孩的最初情感是针对她的父亲[106]，男孩则是针对他的母亲。这样一来，父亲就成了干扰儿子的对手，母亲则成了女儿的对手。我曾在兄弟姐妹间的情况中分析了产生死亡愿望的情感是多么容易发生。父母也往往显示出性的偏爱，一般自然的倾向是父亲偏爱自己的小女儿，而母亲更偏向儿子。只要他们的判断力没有被性的魔力干扰，他们都还是关注子女教育的。孩子们对这种偏爱是敏感的，因而对不表示偏爱的父母一方，表现出对立情绪。被成年人所爱还不能给儿童带来特殊需要的满足。这种特殊需要意味着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样他就会受性本能的驱使，并在他的选择与父母显示的偏爱相融合时，增添新的力量。

这些幼稚偏好的迹象，大部分被人们忽视了。而有些则需要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中观察到。我的一位熟人的8岁女儿常常在母亲离开餐桌时，宣称是她的继承者：“现在，我就是妈妈了。你还要点蔬菜吗，卡尔？好，那就自己动手吧！”等等。一个非常聪明活泼的4岁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心理特征十分明显，曾公然说：“妈妈应该离开了，然后爸爸一定会娶我，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但是这种愿望在一个小孩心里产生，和她对母亲的依恋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小男孩，当父亲不在时被允许睡在母亲身边，但一旦父亲回来，他又不得不回到他不大喜欢的保姆或其他什么人的身边去睡，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愿望：最好父亲永远离开，这样他可以总在最亲爱的妈妈身边。达到这一愿望最明显的方法是父亲死去，因为在孩子的经验中，只有“死去”的人，如爷爷，是永远不回来的。

尽管我们对幼小儿童的这类观察与我的分析完全吻合，但是正在对成年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医生未必完全相信。在后者的情况中，我们所考虑的梦引入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把它们看成一种愿望的梦。

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心情十分沮丧，而且泪流不止。她说：“我再也不想见我的亲戚们了，他们一定认为我很可怕。”接着她又向我讲述了一个梦。那是她4岁时的梦。当然她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一只猞猁或狐狸[107]在房顶上走，突然有什么东西倒下了，或者是她自己倒下了；接着她的母亲被人抬出房子，死了。这时她哭得很伤心。我告诉她，这个梦意味着她小时候曾经希望她的妈妈死掉，所以她的亲戚才认为她可怕。还没等我说完，她又补充了一些有助于梦的解析的材料。“猞猁眼”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一个街头顽童骂她的话。当她3岁时，一片瓦从房顶上滑落，打破了她妈妈的头，当时就血流如注了。

我曾经有机会对一位经历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妇女做过详细的研究。她一开始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厌恶，只要母亲走近她的床边，她就又打又骂，而对大她很多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清醒但很冷漠的状态，而且睡眠很不安稳。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她的治疗，并分析她的梦。其中大量的梦都或多或少带有伪装，并与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次是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又有一次是她和姐姐都身穿丧服坐在桌子旁。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她病情好转一些以后，又出现了癔症恐怖症。在各种恐怖之中最折磨人的是担心她母亲会发生什么事。不论在哪里，她都急于回家，以证实她母亲的确还活着。这一病例，结合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内容，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它展示了心理机制对同一兴奋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就如同译成不同的语言一样。在混乱的状态中，我相信，继发性心理动因被原来压抑着的原发性动因推翻。她对母亲的潜意识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当安静下来之后，即反叛被镇压，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唯一敞开的领地是可以使她母亲死亡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做梦领域了。当更为正常的状态更坚定地建立起来时，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过度悲伤。根据这种观点，这个患癔症的姑娘又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就不难解释了。

通过另外一个机会，我对一位年轻男子的潜意识有了很深的了解，他因患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害怕自己会杀掉任何在街上遇到的人。他整天准备各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防他被控告与城里发生的谋杀案有牵连。顺便补充一句，他是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再顺便提一下，分析使他康复了）表明：这一症状的基础是他有杀害过分严厉的父亲的冲动。令他惊讶的是，这种冲动在7岁时就已经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实际萌发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当他的父亲因病痛苦地死去之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就出现了，他（当时31岁）采取了一种转移到对陌生人的恐怖形式。他觉得，一个想把自己亲生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尊重那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命呢？所以，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8]。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经验已经很广泛了），在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父母起到了很大作用。爱一个而恨另一个是诸多心理冲动中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它在儿童时期形成，而在现在的病症中起主导作用。

我并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正常人有多大的差别，比如，我不认为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特殊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比其他大多数儿童表现出对父母更明显以及更强烈的爱和更深切的恨，这在偶尔对正常儿童的观察中就可以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也被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证实，但是这一传说的普遍感染力，只有在认为我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同样普遍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够被理解。我要讲的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以及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Oedipus）是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达的儿子，幼年遭弃，因为拉伊俄斯受到神谕的警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将来会杀死他的父亲。但是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问，他也求助神谕，神谕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因为他注定要杀父娶母。在一条他自认为是离开家乡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由于发生争执而杀了他。他接着去了底比斯国，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被底比斯人拥戴为王，并让他与伊俄卡斯达结了婚。他统治底比斯很长时间，而且治理得很好，国家和平安宁，他本人也深受爱戴。而伊俄卡斯达（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母亲）又为他生了两儿两女。但不久之后，底比斯瘟疫流行，人们又求助神谕，正是从这里开始，索福克勒斯展开情节写下一出悲剧。信使带回神谕说，只要把谋杀拉伊俄斯王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就会止住。

但是他，在何处？我们到何处

去寻找古老罪恶的蛛丝马迹？[109]

这出戏剧主要在于揭露凶手的过程，跌宕起伏，**不断——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有密切的联系。他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达的儿子。他在得知真相后，极为震惊，自毁双目，离家出走，神谕得到了实现。

《俄狄浦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运悲剧，据说，它的悲剧效果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摆脱命运控制的对照。那些深受感动的观众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人类必须服从神的意志，并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现代的剧作家也根据这一原则，通过把类似的冲突编进自己的故事情节里，以达到相同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对那些剧中某个无辜的角色尽最大努力而没能阻止神谕实现的情节无动于衷，所以后来的命运悲剧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俄狄浦斯》像感动当年希腊观众那样感动当代观众，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它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应该在于那些构成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内心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时刻准备承认这种强加到俄狄浦斯命运上的力量，而认为（格利帕译尔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命运悲剧是无稽之谈。而这种因素实际上在俄狄浦斯王这出戏剧中也有。他的命运能感动我们，只是因为那可能也是我们的命运，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它使我们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了我们的母亲，而把最初的怨恨和第一个谋害的愿望指向了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只是告诉我们，自己儿童时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比这位国王更幸运，因为我们成功克制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忘却了对父亲的嫉恨，没有成为精神神经症的患者。我们的原始欲望在俄狄浦斯身上得到了满足，我们又以整个的压抑力量从他那里退缩回去，从而也压抑了原来心中的那些欲望。诗人展示了过去，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又迫使我们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冲动虽然被压抑下去，但仍然可以发现。我们在剧本末尾的合唱中会看出这种对照：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

他解开黑暗之谜，智慧超群，位达至尊。

他吉星高照，光华四射，羡煞世人，

而今蓦然身陷苦海，怒浪排天，难保自身。[110]

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敲响的警钟，警示自以为从童年起就多么聪明多么强大的人类。正如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对这些欲望一无所知，缺乏道德，这一切都是天性强加于我们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一回想起童年的一幕，都会无地自容[111]。

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文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源于一些古老的梦的材料。由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了与父母关系的痛苦的紊乱，并以此作为剧本的内容。此时，当俄狄浦斯（尽管他还蒙在鼓里）已经为神谕之事感到不安时，伊俄卡斯达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梦，许多人都做梦的，因此，她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

在此之前有许多人做梦，

梦见与孕育他的人成亲，

尽管他们也曾有过预兆，

却从未因此而心急如焚。[112]

今天，就和从前一样，许多人曾梦到和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每次谈到这件事，都既气愤又吃惊。这也正是这个悲剧的关键和给梦见父亲死去的一种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正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也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这个传说也一定包括了恐惧与自责。经过对梦的材料不恰当的润饰作用，梦产生进一步的改变，变成了以神学为目的。（参看**的梦）这种企图把神明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努力，同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一样，注定会失败的。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另外一个悲剧创作，与《俄狄浦斯》一样，植根于相同的土壤中[113]。但是对于相同材料的处理方法已经有所改变，从而揭示出两个相差很大的文明时期，在精神生活上的全部差异。在《俄狄浦斯》中，潜藏于儿童心里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以如同在梦中一样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却受到压抑，就和神经症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压抑的结果窥知它的存在。奇怪的是，这一更为近代的悲剧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居然与人们始终捉摸不透的主人公的性格并行不悖。该剧以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不决为基础，但该剧本身却没有犹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这令人们以各种方法去解释，却始终没有结果。根据歌德提出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仍然很流行），哈姆雷特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直接行为能力被高度发达的智慧给麻木了。（他因“苍白的思考而使神情显出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结果却归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不过，从剧本的情节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缩手缩脚的人。我们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首先，是他一时性起，把躲在帷幔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其次，是他蓄意地十分巧妙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参与谋害他的大臣。然而，他在完成父王鬼魂托付给他的使命时，却犹豫不决。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它归因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哈姆雷特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只是对这件事例外：向那位除掉自己的父亲，并取代他作为国王又娶了她母亲，并表现了实现童年欲望的人复仇。因此，促使他复仇的憎恨心理被内心的自责所代替，出于良心上的顾忌，认为自己也并不比那个杀君娶后的罪犯强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的潜意识转换成有意识的言辞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能说他就包含了我做的解释。哈姆雷特与俄菲丽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相符。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盘踞在诗人心中的这种厌恶心理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并充分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经读过一本乔·布朗狄斯（Georg Brandes，1896）论莎士比亚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的父亲去世后不久（1601），也就是在丧父悲痛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由此，我们很有理由推论，他对父亲的童年情感又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自己也有一个独子早夭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mnet），与哈姆雷特（Hamlet）几乎同名。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斯》（几乎是同时期所作）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但是，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可以做多重解释，而且，如果要对它们充分理解，也一定要做多重解释，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也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解释。在我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的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114]。

在离开亲人死亡的梦之前，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说明它对一般梦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梦中，我们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构成了梦念，而避开了稽查作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梦中。这种情况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因素发挥作用时才能实现。我相信，有两种因素同时作用才能使这样的梦产生。首先，它必须是非常久远的愿望，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原因，梦的稽查作用对它毫无戒备，正如梭伦法典上没有设立杀父罪的条款一样。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受压抑的和未受怀疑的愿望往往与做梦前一天的残余意念汇合，对亲人的生死安危采取了一种忧虑的方式。这种忧虑只能利用与之相符的愿望才能进入梦中。而这一愿望又躲在忧虑的后面伪装起来，它在白天是十分活跃的。我们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如果这样认为，就等于把我们亲人亡故的梦搁置一旁，不再与梦的解析有任何联系，把一个本可以得到解释的东西看成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解的谜。

它也有助于我们考虑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些梦里，一个受压抑的愿望找到了躲避稽查的方法，以及稽查所涉及的伪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在梦中经历一种沉痛的感情。如果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压抑，焦虑的梦就会产生。另一方面，因躯体来源而引发的真实焦虑则促使稽查作用的增强。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稽查作用履行职责以及产生伪装的目的：为了避免产生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痛苦。

前面我已经提到儿童心灵的自我中心性，现在我还想说一下这两个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即这些梦有着相同的特征。所有这些梦都带有完全的自我主义倾向，可爱的自我形象在所有的梦中出现，尽管有时已经过伪装。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全是自我的愿望。如果有的梦显示出利他主义的兴趣，那肯定是因为我们受了蒙蔽。下面有几个梦例分析，它们似乎与这种论断相抵触。

Ⅰ

一个不满4岁的儿童报告说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看见一只大盘子，里面有烤肉和蔬菜，可一下子就被人吃光了——那块肉被整个吃掉，连切都没切。可他却没看见是谁吃的[115]。

在这个孩子的梦中，吃掉这块烤肉的人会是谁呢？他在梦日这天的经历，一定会对我们有启发。前几天，他遵照医嘱只准喝牛奶，做梦那天晚上，他因淘气而被罚不准吃晚饭，他就去睡觉了。他以前也经历过，并能勇敢面对这种惩罚。这一次他也知道什么食物都不会得到，所以决定不说一个“饿”字。教育开始发挥作用，它在梦中找到了体现形式，开始展现一种梦的伪装。毫无疑问，那个想吃掉这盘美餐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知道，父母不会让他如愿。所以，他不像其他饥饿的儿童在梦中那样，大胆地坐在餐桌旁（比较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所以，进餐者就一直是一个匿名者。

Ⅱ

一天夜里，我梦见在书店橱窗中看到一套丛书专集。我有买这种书的习惯，这套专集是关于大艺术家、世界历史、名城的册子。这个新集子叫《著名演说家》或《讲演》等，第1卷上写着莱契尔博士的名字。

在分析这个梦时，我觉得我不大会关心莱契尔这个德国国会反对党成员、长篇大论的演说家的声望。事实是，最近我新接受了几个需要精神分析的病人，我每天要同他们谈10～11小时。所以，实际上，那个长篇大论发表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Ⅲ

还有一次，我梦见一位认识的大学同事（M教授）对我说：“我的儿子，患有近视眼。”接下来的是包括简短的评论和回答的对话。后来的梦又出现了我自己和我的几个儿子。就梦的隐意而言，M教授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幌子，他们的背后是我和我的长子。我把这个梦留给后文，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

Ⅳ

下面的梦是一个真正卑劣的自我主义情感如何隐藏在关切背后的例子。

我们朋友奥托看上去病了，他脸色红褐，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对他十分感激，无以为报。他多年来照顾我的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病了，他总是很快把他们治好，而且一有机会就给他们买礼物。就在做梦那天，他来拜访我们家，我的妻子说，他看上去很疲倦，而且过于紧张。那天夜里，我就做了这个梦。他看上去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症（突眼性甲状腺肿）。无视我的理论的人，对这一梦例都会解释为，我做这个梦表示对他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在梦中得到体现。这不仅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观点相反，而且同另一个观点——梦是自我主义的冲动也不相符。但是，如果有任何用这种方法解析梦的人好心地向我解释，我对奥托的担心已经注意到巴塞杜氏症，那我会很高兴的。其实，对他的这个诊断没有任何根据。相反，我的分析是从6年前发生的事件上提取材料的。我们一小组人（其中包括R教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穿过一个N地的森林，这个森林距我们度假的驻地乘马车要一小时。马车夫不太清醒，在一个堰坝上，把我们连人带车都翻了下去。幸好我们都没有受伤，但不得不在附近的一个旅馆住下。听到事故的消息，许多人都同情地来看望我们。其中一位绅士明显带有巴塞杜氏症的迹象——与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面色红褐，眼球突出，只是没有甲状腺肿。他极力听从我们的吩咐，询问他还能为我们做些什么。R教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需要别的，只需要一件睡衣。”可这位绅士回答道：“对不起，我不能借。”说完转身走了。

我继续分析。我想到，巴塞杜不仅是那位发现这种病的医生的名字，还有一位教育家也叫巴塞杜（我清醒时，对此感到不是那么确定[116]）。但是，我的朋友奥托也正是我所托付的人，我让他负责照顾教育我的子女，特别是青春期时期（因此想到睡衣）。在梦中把那位高贵的帮助者的病症安排在奥托身上，我很明显是在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他就会和L男爵一样，光说不练，对孩子没有多大帮助。这就可以证明，这个梦与自我主义是有联系的[117]。

但是，这个梦的愿望满足在哪里才能找到呢？它不表现在我对奥托的报复上——他的命运在我的梦中似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18]——而是表现在下面的情况中。在我把奥托贬低为梦中的L男爵的同时，我就把自己比做另外一个人，即R教授。因为正如R教授对L男爵有所请求一样，我对奥托也有所请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般来说，我不敢与R教授相比。但在学术界另辟蹊径这一点我们是相似的，他直到晚年才获得应有的头衔。的确，“晚年”这个字眼就成了愿望的满足。因为它隐含着我能活很久，足够亲自照料我的孩子度过青春期[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