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格类型的划分

我国古代的风格理论也十分丰富，有简、繁两法，有时由简到繁，有时又由繁到简。同时，对风格的审美特征多取描述的方法，且常用形象化的比喻，以激发欣赏者的审美联想，强调用感性的体悟和比较去识别不同的风格，而不是做出严格明确的规定。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无逻辑，却更切合多数人的审美经验。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在《复鲁洁非书》中也明确采用阳刚和阴柔两分法。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人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1]

在他看来，阳刚和阴柔都是美，但应相济互补，否则会发生偏执，走向极端。然而，真能做到两者兼备的却很少，一般可以“偏优”和“奇出”，其《海愚诗钞序》云：

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荀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为诗人者多矣，为诗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称为雄才者，千余年中数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难也。[2]

较繁的分类法始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指出：“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刘勰分成四组八体，每组一正一反：“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由此构成一个隐含八卦图像的风格类型系统，“八途而包万举”。刘勰的分类法是有规则可寻的，所以在后代有很大的影响。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分类标准则比较统一，把诗歌的风格分为二十四类：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虽然主要是对诗歌风格进行分类，但也适用于其他文体，而且这些风格概念中的绝大部分，至今仍在使用。可以说，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建立了具有中国传统的风格分类的模型。由于文学风格形态的无限多样又无限生成，不可能找到一种最完善的分类法。正如茅盾所说：“有的可以从全篇的韵味着眼，用苍劲、典雅、俊逸，等等形容词概括其基本特点，有的则可以从布局、谋篇、炼字、炼句着眼，而或为谨严，或为逸宕，或为奇诡，等等不一。”[3]对文学风格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且永远是相对的，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大可不必胶柱鼓瑟，应该根据具体作品的审美特点灵活运用。

2.不同的文学风格有不同的审美价值

文学风格多种多样，各有各的审美价值，一般不分轩轾。由于人们的审美心理基础不同，也有特定的语境或心境，可以对风格美有不同的偏好和选择，这是不足为奇的，但不可以主观随意地褒此而贬彼。风格欣赏中的偏好，归根结底是因为读者与作者通过风格的纽带达到了个性间的吸引，灵魂与灵魂的相通，如不相合，则不可勉强。作为一个有修养的读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鉴赏家和评论家，应广泛涉猎，这样才能遍识各种风格之美。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指出：“务先博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研究风格的审美价值，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风格美是可以超越时代、民族、阶级的。历史和未来都属于拥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第二，风格的审美价值虽然可以超越时代，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却往往又受到时代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它不取决于少数人的选择，而取决于时代、民族、阶级的选择。

[1] （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81～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 茅盾：《鼓吹续集》，13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