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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夏目漱石的中期三部曲之一——《后来的事》

作者：片冈良一（1897—1957）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日本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代表作有《井原西鹤》《现代文学诸相概观》等。）

《破戒》[1]一书的结局，与作品中的剧情发展相比显得十分无力。可以说本书的主人公丑松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无法堂堂正正地发表自己的“新生的宣言”。他为自己隐藏身份一事“谢罪”后，逃去了遥远的得克萨斯州，这一结局无疑降低了《破戒》这部作品的积极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可以说丑松的软弱恰恰是当时日本的普遍现象。其证据就是，在《破戒》之后问世的《棉被》[2]一书中，同样充斥着无法堂堂正正地表达真实自我和真正要求的遗憾与悲哀。因此，这部作品在当时脍炙人口，并且决定了自然主义这一大文学流派之后的发展方向。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正是从丑松的软弱，或者说《破戒》这部作品，开始走向“谛观”[3]与“冷漠”[4]。国木田独步[5]的作品多以反映“平民”生活为主题，白鸟正宗[6]的作品常常描写封闭生活的沉闷阴暗，以及因此失去**、对生活感到厌倦的情绪。在当时的日本，要真正活出本我或充满**地生活是无比困难的一件事。日俄战争后，日本社会的转型一度让人们的热情高涨。但实际上，反而压抑了普通民众的自由与个性。即使在当时看来，《破戒》已经是最为积极进取的作品，但它依然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自我的软弱。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甚至未能发展出成熟的主体意识，使用得更多的还是“停滞不前”之类描述客观环境的词，而不是“软弱”这样的词。

夏目漱石的《后来的事》（1909年）也是在那样“停滞不前”的大环境下诞生的作品之一。

首先，《后来的事》的整体框架与《破戒》十分相似。和丑松在最开始隐藏身份一样，《后来的事》的主人公代助一开始也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两者的理由却是截然不同的。与丑松不同，代助对当时的日本及日本国民爱恨交加。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胜利后，顺利跻身成为一等国[7]，因此必须树立作为一等国的体面。然而，实际情况则是，日本的经济十分不景气，所以维持所谓的“一等国体面”是一件十分勉强的事情。尽管如此，国家为了维持这种体面，仍不断地采取强硬措施，使得国民不得不生活在令人焦躁不安的虚假体面之下。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效仿资本主义社会式的都市膨胀，东京的街道虽然逐渐扩大，但是扩建的方式却是十分可悲的。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国家马上就会在那里盖上寒碜的出租房，说它是人类的住所都十分惭愧。但我们无能为力，因为那就是日本文化的真实情况。而且，居住在那种房屋里的人，例如代助的朋友平冈那样的工薪阶层，其实负担不起更好的房子。但是，即使平冈因为上司的原因丢掉了工作之后有很大的经济问题，他也仍和其他人一样衣着光鲜，甚至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虚假，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代助这样想着。环顾四周时，他却发现自己父亲的头上端正地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诚者天之道也”。然而，代助完全不知道从官场退下来后，从事企业经营的父亲和与父亲一同工作的兄长现在到底在做着怎样的工作。现如今，日糖事件被揭发，代助不知类似的命运何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父亲的运势貌似已经开始颓败，还想要让他与某个富有的纳税人的女儿进行政治联姻。因此，代助想要在“诚者天之道也”这句话后面加上“非人之道也”。在现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似乎不那样做，人们就无法生存下去。环顾整个日本，没有一寸土地是光明的，试图直面这样的社会是愚不可及的。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新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并不是从内部自发的，而是像嫁接一般，是被迫的，还不给任何时间让其成熟，那么它只能被我们的大脑皮层所接受。想到这一点，代助对任何事都表现得漫不经心，他试图从世间里脱身，隐居起来，只悠闲地玩弄他那些高雅的爱好。因此，尽管代助同样是在隐藏自己，但是他并不像丑松那样对社会感到恐惧，反而还因自身的优越感而自鸣得意。

平冈在本部作品中作为一名不堪重负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一个被社会打磨得失去了年轻时的书生做派和纯真感的人。当他在责备代助变得与以往不同，似乎失去了热情与真诚的时候，代助反而蔑视他这种深陷世俗却浑然不觉的愚钝。他还这样说过：“没有什么比装模作样的眼泪和道义更令人作呕了。”总而言之，代助看破了这个世界不值得用真诚的态度来对待。毋庸置疑，这种态度里带有某种狡猾，但是，代助这种没什么兴致的心境，与上述所举的白鸟正宗等人描述的冷漠心境是相通的。只不过，白鸟正宗只是立足于现象层面，描绘人们毫无**地生活的现状，而夏目漱石则是从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海外引入的文化乃至经济情况等方面出发，探索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在探索这些形势以及它对人们生活的扭曲程度方面，《后来的事》是当时最为深入的一部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破戒》中表达的客观主义态度，在并非自然主义作家的夏目漱石看来，反而是一种发展。虽然角度不同，但可以说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8]一书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明示了，文三之所以感到不安与苦恼，是因为他无缘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生活方式。夏目漱石还写道，儒家伦理已然成为过去式，故人们在这个社会上必然无法真诚地活着，不明白这一点还四处宣扬“真诚”“人格”这样的行为，只是愚蠢或自欺欺人的体现。但这也姑且算是对自二叶亭四迷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一个答案吧。夏目漱石所刻画的“代助”这一人物形象，在当时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主动以“代助”自居的人也不在少数。由此可以看出，早已读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的夏目漱石，对日本社会的理解是如此透彻。

然而，遗憾的是，他只是对近代日本社会的最普遍的现象做了调查，并未涉及时事，即当时日本转向帝国主义后如何开始严重践踏中产阶级的自我与个性。不过，作者在之后所著的《彼岸过迄》（1912年）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由于该作品的特殊构成手法，这种探索也只是以一种浅薄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后来，夏目漱石的主要课题明显转向了研究人类内心世界，即使通过对内在的探索而间接反映出一些东西，但对其外在因素进行直接探究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可以将《后来的事》中出现的上述探索视为夏目漱石文学生涯的一个小高峰。

一直以来，代助都用享乐的美好生活来掩饰一种虚无的漫不经心。可当他看到平冈的妻子三千代并不幸福的样子，且因病而面容憔悴时，他开始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当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三千代其实是代助的恋人。但是，当他的朋友平冈表明自己对三千代的爱意时，代助在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驱使下，主动退出，让三千代和平冈结为连理。因为年轻气盛，他亲手扼杀了自己真正的需求。因此，之后不管嫂子和父亲多么忧心，如何催婚，他都没有一丝想要结婚的欲望。他之所以会陷入漫不经心的心理状态，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有许多其他理由。代助通过远离社会的方式来坚守自我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有三四分的真诚，而这便是由年轻气盛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错误的自我牺牲精神造成的。因此，作者认为，比起客观条件，代助的主观因素才是导致其悲剧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直以来，代助把自己的软弱和逃避全都归咎到社会问题上。但随着与三千代的进一步接触，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开始思考，才发现自己实际上不是听从内心的声音活着，而是生活在谎言和不健全的道义之下。这种生活态度，不仅会使自己，也会使周围的人——比如三千代及她的丈夫平冈——陷入不幸。他渐渐认识到，平冈夫妇的不和睦主要是由自己以前的过错所造成的。但他们悲剧性的根源，归根结底是这个社会的存在，代助只是这个不良社会的牺牲品，作者并没有彻底地洞察这一点。

当然，代助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真正的欲望去生活。或者说，他不得不下定决心。在这一点上虽然有着微妙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一直远离社会的主人公终于决定活出真实的自我。这样的故事进展，与丑松决定破戒一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当代助打算将他的决心付诸行动并向三千代坦白真心的时候，却忽然变得软弱起来。由于担心之后生活困难以及不被父亲、家人、社会所接纳的情况，他向三千代表达出一丝自己的退怯之情。之后，在三千代的指责下，他又用“脑子不知道怎么了”这样蹩脚的借口为自己辩解。这和丑松在最后关头的摇摆不定完全相同，只是代助的坦白方式颇为正式。丑松最后逃去了得克萨斯州，而代助嘴上说着要去找工作，但却离开家坐上了漫无目的的电车。这可以说是由于两部作品要反映的是相同的现实状况，但也不得不承认《后来的事》与《破戒》在情节上是有一定相似性的。那些觉醒了，终于找到自己的本心的人，准备真情实感地活下去时，又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压抑他们本性的社会中去。

综上所述，虽然《后来的事》与《破戒》的桥段颇为相似，但仔细一想，《后来的事》的情节发展却令人感到奇怪。按正常的逻辑来说，事情应该这样发展：代助试图活出真实的自我，经历了与社会的冲突及激烈碰撞后，却感到找不到任何生存的意义，因此萌生了冷漠的心境。但书中却描述了完全相反的因果逻辑，所以总让人感到有些不自然，并察觉到作者其实是有意为之的。武者小路实笃在早些时候对《后来的事》做了评价：这部小说就像是一条运河，而非自然形成的大河。

作者试图赋予代助特殊的过去来使这种情节发展变得更加合理。好不容易振作起来的主人公的失败，仿佛是被预先设定好的结局。作者决定以这样的结局代替斗争。他并不是单纯地想写一个这样的故事，而是旨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讲述主人公的不安与恐惧，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换句话说，如上述所言，这并不是一部试图与导致人们冷漠及隐世的社会做斗争的作品，而是一部揭露想要在这种社会中保持自我的人，最终将不得不被强大社会所压制从而陷入不安与恐怖之中这一事实的实验性小说。

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一部作品，它与作者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开始连载的《三四郎》，以及之后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所写的《门》，一同被称为“三部曲”。其中，《三四郎》一书中的主人公小川三四郎，是一位刚踏入大学，仍处于如梦似醒状态下的青年学生。他在这样的迷迷糊糊之中被周围的事物裹挟着，追寻一位恋人却未得偿所愿，他因流于世俗而未能活出自我。不仅是他，就连他倾心之人美祢子也是如此。美祢子在《三四郎》一书中被描写成一位类似易卜生笔下人物的女性。与三四郎不同，美祢子有着觉醒意识，但因为没能坚持自我、淋漓尽致地生活，所以她最后还是嫁给了一位极其庸俗的“金边眼镜男”，而这个男人根本不在乎妻子到底是她还是她的朋友良子小姐。所以，三四郎认为美祢子最终还是与自己一样，成为了一只“stray sheep（迷途的羔羊）”。因此，“只要生活在世俗中，就无法活出真实的自我”便是隐藏在这部作品中的主题。在三四郎与美祢子之后诞生于作者笔下的代助，与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是一个深陷冷漠之中无法自拔的人物。但他却被塑造成所谓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对抗世俗的过程中极力捍卫自我。从代助试图活出心理上的真实的自我开始，就可以想见他将会与世俗发生激烈的碰撞，然后囿于不安和恐惧。我们可以自然地将上述过程看作是从《三四郎》到《后来的事》的发展。但是，《后来的事》中对这种不安与恐惧的描写还并不十分到位。正因为作者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部作品的续集《门》中，又描写了因结婚而被社会排斥的宗助夫妇那充满不安与恐惧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三部作品中有着极为明确的主题。首先，作者在初涉生活的不协调的《三四郎》中，借其中一个角色，即广田先生之口，说出了“危险，不注意就危险了”这样的话语，描述对不知道摧毁生命的力量究竟藏于何处的恐惧。其次，在《后来的事》中，代助一开始由于自身条件的优越感和对自己智力的自信，认为这种不安与恐惧和自己并没有关系。但之后当他想要正经地开始生活时，尽管热情高涨，还是不由得开始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不安与恐惧。最后，备受打压的宗助夫妇一生都生活在恐惧之下。总而言之，如果从上述内容来看，即使《后来的事》这部小说的整体情节发展与《破戒》十分相似，但从作品性质上来说，这两部作品仍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破戒》结尾的时候有几分脱离轨道，但姑且也算是一部建立在试图打破社会桎梏的意图之上的作品；而《后来的事》中却早已出现了一种失败的谛观：即使冲破社会的桎梏，也只有不安和恐惧。压力的强大与斗争主体的软弱，必然会导致这般急速的转折。因此，这不仅是夏目漱石一人的命题，同他一样深陷“冷漠”之中的白鸟正宗也是如此。白鸟在《徒劳》（1910年）和《地狱》（1909年）等一系列作品中，都把对理想主义的诀别以及对生活的不安与恐惧作为小说的主题。虽然两者在创作风格中体现了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不同立场，但他们此时正走在一条相似的道路上。

在《后来的事》中，为了与世俗抗争，活出自我，主人公犯下了可以说是“通奸”的罪行。这一设定表明，在作者漱石看来，强烈的自我生存意识与负罪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后作《门》中，这种罪恶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作品的重要构成元素。不过，那对作者来说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它与《后来的事》结束以后的自外部社会袭来的不安与恐惧杂糅在一起。或者倒不如说，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详尽的梳理与描述，所以《门》这部作品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准确性与合理的内部联系。正如之前提到的，《彼岸过迄》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作者试图将外部条件视为问题的倾向，但最终作者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歧途。从那时起，夏目漱石便致力于探索由人们内心衍生的恐惧。然后，他从中悟出了“我执”，他认为人类的本质便是“我执”——始终想要超越别人，战胜别人。就人类而言，感情与爱恋这种本应美好而珍贵的东西，却是无法脱离这种“我执”而存在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无法彻底摆脱“我执”的。他开始感觉到好也罢、坏也罢，只要自己有所行动便会变得不幸，同时也会在不觉间伤害别人，多么可怕啊！最后，他想到了自杀。而在小说中，也进展到了让主人公不得不自杀的境地（参照作品《心》）。当然，夏目漱石想要克服这种“我执”，从而进入所谓的“道”，并且走上了与大多数自然主义派作者略显不同的道路。这一历史的开端就体现在《后来的事》中的主人公代助身上——活出真实的自我即“通奸”。

将夏目漱石的作家生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看的话，很多人将《后来的事》这部作品视为其后期创作的开端的原因也在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转变的开始——从试图寻找外在社会的问题转向探索人类内心世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剧情构成上十分相似的《破戒》与《后来的事》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的态度与关注点却有截然不同的发展。

另外，在《后来的事》中，夏目漱石找到了自己今后的主要创作方向，即探索囿于艰难障碍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以《后来的事》为界，漱石的文学作品的特征开始转向更为详细的人物心理分析。随着越发深切地感受到阻碍的存在，以及意识到无论如何人也无法跨越那些障碍，人类的性格差异对他而言不再有任何的重要意义，自然这种倾向也就愈演愈烈。这不仅是夏目漱石文学作品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时代的趋势，例如代表着这一趋势的菊池宽曾这样说过：“自然主义派作家喜欢把性格作为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再把性格作为一个问题，而只想写人们的心理。”对于在探寻自然主义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障碍所在，但却无法克服这些障碍的文学家来说，这也是一条必然之路吧。

1952年2月

（许佳琳 译）